1993年阜阳丁作明事件：一个农民的死，改变了全中国农民的命运

1993年2月22日上午，安徽利辛县医院的手术台上，一个32岁的庄稼汉永远闭上了眼睛。他叫丁作明，是纪王场乡路营村的普通农民。

丁作明这人吧，在路营村算不上什么大人物。念过高中，差点考上大学，就差那么几分。回村种地之后，他比别的庄稼人爱翻报纸、听广播，中央发了啥新文件，他总是头一个琢磨。村里人办个红白喜事写对联、算个账目，都爱找他。就这么个老实巴交的文化人，谁能想到最后会死在派出所的黑屋子里。

那几年皖北农村的日子是真难熬。1991年刚闹过特大洪灾，地里的收成泡了不少。路营村人均年收入满打满算不到400块钱。可村里乡里收上来的各种费用，摊到每个人头上居然有103块1毛7。国家早有规定，农民交的提留款和统筹费加起来不能超过上年人均纯收入的5%。按这个标准算，每个人最多交20块钱就够数了，实际收的可是超了五倍还多。收费的名目更是五花八门，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这些“常规项目”就不说了，还有建校钱、修路钱、民兵训练钱、计划生育钱、优抚钱。村干部买包烟、吃顿饭的钱，都得从农民口袋里掏。全村人心里都憋着火，可谁敢吱声？那时候跟村干部对着干，轻则给你穿小鞋，重则直接抓人。

丁作明偏不信这个邪。他花了好几个晚上，把中央的政策文件翻了个遍，整理成大白话，挨家挨户念给乡亲们听。“中央说了，收提留不能超过5%，咱们这明显是违规的，得去乡里讨个说法。”一开始还有人劝他别多管闲事，可丁作明认准了理儿。八户村民凑了八角一块的路费，正月十八的夜里，悄悄把八个村民代表送出了村。

他们先去了乡里，乡党委书记亲口承认多收了，说两天后给答复。两天过去没动静，又跑到县里，县委办公室答应尽快安排清账小组。消息传回村里，村支书在干部会上当场拍了桌子：“有人要清我的账还要扒我的房，我看谁敢，除非不要命了！”查账的通知一到乡里，有些人坐不住了。

副村长丁言乐的老婆管计划生育，两口子平时没少在提留款和罚款上做手脚。农历正月二十这天，丁言乐故意找茬跟丁作明吵架，作势要往上扑，丁作明侧身一让，他自己一头栽进了旁边的庄稼地。就这么点破事，丁言乐当天下午六次上门闹事，后来干脆住进了乡医院。他老婆跑到乡里告状，说丁言乐因为抓计划生育认真被人打了。乡长和乡党委副书记本来就对查账的事一肚子火，当即指示派出所“严肃处理”。丁作明是自己坦坦荡荡走进派出所的，他觉得自己没打人，更没犯法，说清楚就没事了。

三名治安联防队员把丁作明关进一间屋子里，拳打脚踢不说，还用电警棍、木棍毒打了将近两个小时。丁作明因脾破裂、失血性休克，22号晚上7点半在医院咽了气。

一个农民的死，愣是在26天内惊动了中央最高层。中央联合调查组很快进驻利辛县。7月2日，阜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在利辛县城公开审理此案，全县来了好多老百姓旁听。法院当庭宣判，直接导致丁作明死亡的王进军被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来执行了枪决；赵金喜无期徒刑；其他几个凶手和派出所副所长分别被判了七年到十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县里乡里一帮干部也被撸了个干净，县委书记党内严重警告，副县长降职，乡长撤销一切职务，乡党委副书记撤销职务。

紧接着，3月份农业部发了紧急通知。7月份中央又发了一份重量级文件，白纸黑字写着“减轻农民负担不单纯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全国上下开始严查各种乱收费、乱摊派。

但这事的复杂性在于，它远远没有结束。丁作明用命换来的那些政策，确实让不少农民松快了一阵子。可没过几年，农民负担又反弹了。直到2000年以后农村税费改革全面推开，2006年农业税彻底取消，这件事才算真正画上了句号。可另一个让人心里不是滋味的事实是：丁作明死后好多年，判决的赔款一直没落实到位，他家人的生活依然窘迫。

回过头来看丁作明这件事，我得说几句不太中听的话。一个32岁的庄稼汉，因为替大伙说了几句公道话，就被活活打死在派出所里，这本身就是在抽法治的脸。更扎心的是，打死他的不是土匪恶霸，而是穿着制服、本该保护老百姓的人。这事儿暴露出来的，是那个年代基层治理的全面溃烂，干部可以无法无天，农民只能忍气吞声，谁站出来谁倒霉。丁作明的悲剧在于，他太相信“上面有政策”了，他以为拿着中央的文件去讨说法就能讨来公道。他忘了，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再好的政策到了下面也可能被念歪了经。所以他死了。他的死换来了中央的重视、政策的调整、一批昏官的被处理。可往深了想，一个社会的进步如果总要靠牺牲几条人命来推动，那这个代价是不是太大了？如果说丁作明的死“改变”了什么，那改变的也只是一纸文件、几条规定。真正需要改变的，那种从上到下对权力的约束、对法治的敬畏、对普通人基本尊严的守护，到今天，我们真的做到位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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