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老红军副市长周季方被开除党籍：没倒在炮火里，却毁于一句闲话

1952年，时任武汉市副市长周季方，接到了被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一个跟着红四方面军翻雪山过草地、枪林弹雨里硬扛过来的老革命，没倒在敌人的炮火下，却因为听信了一句闲话，亲手把自己的仕途砸了个粉碎。

这件事的起点，是1951年武汉市第二医院一桩公款失窃案。

周季方当时分管政法工作，协调公安、医疗系统的各类事务，城市接管后的基层纠纷案件，大多要经他过一道手。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全国各地都在开展三反运动，严查贪污腐败，这起医院公款失窃案，原本只是一桩普通的经济小案，谁也没想到，最后会层层发酵，酿成轰动全国的纪凯夫冤案，甚至惊动了中南海。

1951年4月，武汉市第二医院财务室丢失旧币1200万元，换算成后来的新人民币，大约一千二百元。医院职工纪凯夫最先发现钱款失窃，顺着线索排查，很快就把疑点锁定在了医院党支部书记王清身上，还找到了对方藏匿赃款的包裹。本来真相已经快要浮出水面，可变故就在这时发生了。

卫生局副局长宋瑛和纪凯夫早有私怨，此前宋瑛因工作疏漏被人匿名举报，她一直认定举报人就是纪凯夫。借着这次失窃案，宋瑛和真正的盗窃者王清串通一气，颠倒黑白，把贼喊捉贼的帽子扣在了纪凯夫头上。

为了坐实罪名，宋瑛特意找到分管政法的周季方汇报案情，汇报时刻意隐瞒了所有疑点，只片面陈述一面之词，一口咬定纪凯夫是故意栽赃陷害革命干部。

征战半生的周季方，打过仗、走过长征，在战场上杀伐果断，可在人情世故面前，却少了几分审慎与辨别力。他听完宋瑛的哭诉，没有派人重新核查现场、梳理人证物证，也没有听取医院其他知情人员的意见，仅凭一番口头说辞，就仓促下令逮捕纪凯夫，还默许办案人员长时间审讯施压，硬生生制造出了一桩冤案。

案子层层上报后，中南局纪委在复查时很快发现了诸多破绽，认定案件存在刻意诬陷，要求武汉市委重新核查、释放纪凯夫。可此时的周季方已经先入为主，碍于面子不愿认错，执意维持原判，甚至多次向上级申辩，包庇真正的贪污犯，压制反映实情的干部。

一桩小小的失窃案，慢慢演变成了干部滥用职权、压制民意的官僚主义问题。案情卷宗一路送到北京，毛主席看完整个来龙去脉后十分震怒。彼时全国正在大力整治干部作风，北方刚严惩了刘青山、张子善两大贪官，南方又出现干部偏听偏信、制造冤案的情况，中央决心以此案为典型，整顿全党风气。

中央很快下达指示，要求中南局严肃处理周季方。当时主持中南局工作的邓子恢念及周季方是长征过来的老功臣，一度觉得处分过重，想要酌情从轻处理，却收到了中央严厉的回复：你不开除他，我就开除你。

一句告诫，定下了处理基调。1952年，周季方被正式开除党籍，随后因滥用职权、压制民主、侵犯人权被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涉案的盗窃者王清、诬告者宋瑛也分别被判刑，蒙冤的纪凯夫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纵观周季方的一生，早年出身贫苦，1933年便加入红四方面军，参加川陕根据地反围剿作战，三过草地走完长征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路浴血奋战，好不容易迎来新中国成立，坐上副市长的高位，本该坚守初心为民办事，最后却败在了偏听偏信、意气用事上。

很多人看完这段历史都会感慨，战场上的生死难关都闯过来了，却在和平年代栽在了小事之上。说到底，功劳从来不是特权，功勋再大，也不能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手握权力更要时刻保持清醒，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一旦被主观情绪裹挟，再辉煌的过往，也终究会被自己的过错拖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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