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安徽淮北，女知青于文娟拿到了返城通知，离开的前一晚，她找到相处多年的农村小伙说：“你这几年对我的好，我没什么能报答的，今晚就给这段日子画个句号吧。”没人想到，回城没几个月，她就没了音讯，身边人都找不到她，人生也去了另一个方向。
 
1969年，19岁的于文娟从安徽蚌埠出发，跟着知青队伍到淮北农村插队，她和另外三个同学一起，被安排住在大队会计王宏发家里，王家有个儿子叫王胜利，比她小一岁，话不多，见了生人就腼腆低头，刚开始两家人就是普通邻里相处。
 
于文娟从小在城里长大，没干过农活，头一回跟着大伙去摘棉花，她动作慢，手还被棉花荚划得全是小口子，眼看天要黑了还没完成任务，急得直掉眼泪，王胜利没吭声，默默挪到她旁边，把自己摘好的棉花往她筐里塞，一直陪她干完所有活才一起回村。
 
从那以后，王胜利就常帮她搭把手，挑水、修屋顶这些重活，他看见就主动过来干；队里分粮食，他总先帮于文娟扛回住处，有一回于文娟发高烧，下着大雨王胜利跑了好几里路去公社卫生院拿药，守在她床边熬了一整夜，天亮了又悄悄下地干活。
 
两人就这么相处了好几年，队里的人都看在眼里，常拿他俩开玩笑，于文娟心里清楚王胜利的心意，可她总记着自己是知青，早晚要回城，从来不敢接话，王胜利也从没逼过她什么，就一直安安稳稳照顾着，连一句表白的话都没正经说过。
 
1977年，知青大返城的消息传到村里，整个知青点都热闹起来，于文娟很快收到家里的信，母亲已经帮她跑好了手续，催她赶紧回去，她拿着通知翻来覆去看了好几天，王胜利也听说了消息，照样每天帮她收拾行李，闷头干活，半句挽留的话都没说。
 
走的前一天晚上，于文娟吃完晚饭，又折回了王胜利住的偏屋，屋里点着煤油灯，就他俩人，她跟王胜利说，你这些年对我的好，我都记着，也没什么能报答的，今晚就当给过去这些日子一个交代。
 
第二天天还没亮，王胜利挑着于文娟的行李，送她去公社的车站，车开动的时候，王胜利跟着车跑了好远，手里还攥着两个煮鸡蛋，于文娟趴在车窗边，让他别追了回去吧，车越开越快，那个身影越来越小，她以为这就是两人最后一面了。
 
回到蚌埠的家里，母亲已经给她找好了棉纺厂的工作，让她收收心好好上班，以后找个城里人家，于文娟按部就班过了一个多月，总觉得胃里不舒服，吃饭就想吐，去诊所一检查，医生说她已经怀孕两个多月了。
 
母亲知道这事当场就发了火，说她不懂事、丢家里的脸，硬逼着她去把孩子打掉，还说绝对不许她再跟农村的王胜利有牵扯，于文娟跟母亲吵了好几次，母亲态度特别坚决，干脆把她锁在家里，盯着她不让出门。
 
没过几天，母亲发现于文娟不见了，她趁家里人出门买菜的功夫，翻窗户跑了，拿上自己攒的钱和身份证，直接买了回淮北的车票，就这么着，她从城里的亲友视野里彻底消失，没留口信，也没说要去哪。
 
于文娟一路颠簸回到了村里，直接找到王胜利家，王胜利看见她回来整个人都愣住了，她只说孩子是你的，我不走了，后来两人就在村里办了简单的婚事，日子过得不宽裕，但一直安安稳稳，恢复高考那年她也没去考，留在村里当民办老师，王胜利在家种地，把孩子拉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