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国军保安第四师师长正在睡觉，忽然感觉有人拍了拍他，两眼一睁，黑洞洞的枪口已对准了他的脑门，“要投降，还是要反抗？”，这位师长选择了前者，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对方仅有12人。
一支军队垮到什么程度，不是看它还有多少番号，也不是看账面上还有多少人，而是看夜里一声口令、一支小队、一把枪，能不能把它的指挥中枢掀翻。国军保安第四师在那扶圩被迫缴械，表面是一次奇袭，骨子里是旧军队在华南败局里的集中塌方。
1949年10月，广东战役打响。10月14日，广州解放；11月4日，广东战役宣告结束，除沿海岛屿和雷州半岛外，广东全境解放。这条时间线很关键，因为刘子林那次行动不是孤立冒出来的，而是人民解放军向粤西追歼残敌时的一记快刀。
广州一丢，国民党军在华南的防线就像被抽掉梁柱。余汉谋集团残部往粤西、海南方向退，白崇禧集团也在西南方向盘算退路，沿海口岸、山区道路、江河渡口，都成了残敌争抢的逃命通道。人民解放军若追得慢，敌人就可能钻进海岛和山区，后面还要付出更多代价。
所以，广东战役后段最讲究一个“快”字。大兵团在后面压上，地方武装在前面配合，侦察分队、尖刀班则专挑敌人最薄弱的地方下手。那扶圩不是大城市，只是台山以西一个圩镇，可它卡在残敌西逃路线上，地位不大，分量不轻。
国军保安师这种部队，听着是一个“师”，实战能力却不能只看名号。保安部队多半带有地方武装色彩，装备、训练、纪律都参差不齐。碰上顺风仗还能维持门面，一旦主力败退、上级失联、后路不稳，最先松动的往往就是这种队伍。
刘子林恰好懂这个道理。他不是靠热血乱闯的年轻兵，而是从抗日战争一路走来的基层指挥员。公开资料记载，他1926年10月出生在河北武安，不满12岁参加八路军，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大小战斗250多次，5次负伤，多次立功。
这种经历最宝贵的地方，不只是胆子大，而是知道敌人在什么时候最怕什么。敌人列阵固守，硬碰硬未必划算；敌人仓皇休整，指挥官还没摸清局势，这时候插进去抓住头目，比打一夜枪更管用。刘子林的厉害，就在于敢把战场弱点看成战机。
那扶圩一带，保安第四师并非严阵以待，而是在撤退途中临时歇脚。刘子林先端掉近处哨所，俘虏30多人，又从俘虏口中摸到关中岳住处、夜间口令和内部情况。仗打到这一步，胜负已经不只在枪口上，也在情报和心理上。
当时主力还没赶到，放敌人走，等于把已经露头的机会白白丢掉。刘子林向上级提出带一个突击班直插师部，这在常人看来太悬：12个人钻进一个师的营地，稍有差池就可能全员陷进去。可战场从来不奖赏犹豫，尤其是在追歼残敌时。
他挑出的12名战士，换上敌军衣服，带着冲锋枪，由熟悉情况的俘虏引路，靠口令穿过哨卡。这里最能看出人民军队的细致：不是逞能冲锋，不是乱打一气，而是把伪装、向导、口令、分工全都扣紧。胆量必须建立在准备之上，否则就只是送命。
关中岳被控制的那一刻，保安第四师最要害的部位被掐住了。一个师长在平时可以发号施令，在败退途中更是全师最后的心理支点。他一旦被迫下令，下面团长、营长再想抵抗，也会先盘算自己还有没有退路。
这场仗没有打成血战，反倒更说明问题。2700余人缴械，不是12个人用火力压住了2700人，而是旧军队已经失去继续打下去的理由。枪还在手里，心已经散了；队伍还排着，信念已经空了。这样的部队，被一个尖刀班捅破，并不奇怪。
国民党残部的失败，根子不在那一夜睡得太沉，而在整个旧政权已经走到尽头。腐败的军政体系、涣散的基层组织、脱离人民的统治方式，让他们在关键时刻没有凝聚力。关中岳的选择，只是这条败亡道路上的一个小截面。
刘子林后来被评为战斗英雄，他的事迹登上《人民画报》等刊物，影响传遍全国。这份荣誉不是给“惊险故事”的，而是给人民军队里千千万万个敢打、会打、能打胜仗的基层英雄。新中国记住他们，是因为共和国的道路本来就是这样打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