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年了，我总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内疚和怀念在心里堵着。十万大军啊，说没就没了——建制撤了，番号销了，连张纸片都没留下，默默开进又默默撤离。外人只知道蘑菇云是从罗布泊升起来的，可那个窝是怎么一锹一镐筑出来的，至今鲜为人知。”这是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上将晚年对那段岁月的亲口讲述。

1958年春天，一份绝密命令从北京发出，代号7169的部队就此诞生。离京的前一晚，总参谋长黄克诚递给陈士榘一只金属筒，里面只有四个数字：0029，这是工程的保密代号，也是十万人马对外唯一能说出口的“地址”。随后发生的事情在外界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一支支部队从各军区序列中神秘消失，整团整师的人间蒸发，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连家属也不能问。
在确定最终选址之前，还有过一场激烈的争执。苏联专家坚持要把靶场放在甘肃敦煌附近，他们的计算依据是“两万吨当量安全距离”。陈士榘看完报告只问了一句：“那二十万吨呢？”苏联人沉默不语。他二话不说，亲自登上直升飞机沿河西走廊一路向西勘察，飞越塔克拉玛干上空盘旋了三个小时，直到闯进一片空旷如海的盐碱盆地。从空中俯瞰，茫茫戈壁之中镶嵌着几块碧玉般的湖泊——那就是罗布泊。
他当场拍板：就是这里了。

水是罗布泊最让人绝望的东西。
部队最初的饮用水来自孔雀河，名字听着很美，河水却又苦又涩，含盐碱量高到令人咋舌。旱季一到，河道断流，战士们就在河床上挖一两米深的坑，用芦苇杆儿插进去吮吸泥水。喝完的人几乎全都拉肚子，医务所里挤满了抱着肚子打滚的战士。
陈士榘自己也在那次经历中学到了一个终生难忘的“吃法”。有一段时间没有水，部队只好把雨雪水收集起来。他端起杯子就喝，总觉得嘴里有松乎乎的东西，低头一看，杯底沉着厚厚一层已经煮熟的蚊子——如果把蚊子捞出来，水也就所剩无几了。他干脆连蚊子带水一起往肚子里灌，后来跟人说起这事还半开玩笑：“蚊子也是昆虫嘛，煮熟了说不定还有点营养。”

大风则是另一重折磨。
有人形容罗布泊的天气是“风吹石头跑，地上不长草，吃水贵如油，四季穿棉袄”。
有一个地质队的女技术员，坐在帐篷门口看报纸，一阵风把报纸吹跑了，她提着裙子追出去，谁也没想到，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还有一个战士去孔雀河边割芦苇盖“干打垒”，神秘消失。部队出动上千人拉网搜索，找了几天几夜毫无结果。一年之后，他的遗体竟然出现在附近的芦苇丛中，已经干枯，手枪和水壶还挎在身上。还有一回，一辆四十吨重的油罐车竟然被风硬生生刮出二百多米远，停在车站的一百吨水泥被吹得干干净净。
吃的东西同样奇缺。
粮食不够，陈士榘发动全体官兵挖野菜、摘骆驼刺掺在粮食里煮着吃。有的部队出去打猎，为了追一只野羊能跑出去几百公里。医务所的统计显示，三年困难时期最严重的那一年，官兵中掉秤十五斤以上的人占了七成。陈士榘和五名将军挤在一间只有四平方米的土坯房里，跟普通战士一样吃不饱、没菜吃，个个营养不良，但没有一个人抱怨。

在漫天的黄沙和铁锈味之外，也有一些柔软的故事。
1963年，工程兵科研三所副所长王茹芝接到通知要秘密前往罗布泊，她对丈夫张相麟编了个理由说“我到外地出趟差”，丈夫也只平静地回了句“好啊”。几个月后的一天，她在基地一棵老榆树下等车，远远看见一个军人扛着箱子走过来，身形像极了丈夫。等走近了，她瞪大眼睛——果然是他。原来丈夫也接到了同样的命令。两人近在咫尺做着同一件工作，却因为保密纪律谁都不曾多问一句。张爱萍将军听说此事后感慨万分，给那棵老榆树起了个名字，叫“夫妻树”。
那时候，在罗布泊，还有一些更隐秘的暗语，在整个核试验场区无声地流转。原子弹被称作“老邱”——据说是因为它的外形比较胖，像个球，这个称呼从此成为国家最高机密代号。铁塔上安放原子弹的平台叫“梳妆台”，给原子弹插接雷管叫“梳辫子”，装配原子弹叫“穿衣”，起爆的时间叫“零时”。1964年9月29日，技术负责人朱光亚通过专线用密语向北京报告了一句话：“老邱已上轿。”意思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非核部件，已经登上那趟密级最高的特级专列，秘密驶向罗布泊。

1964年10月16日14时59分，倒计时结束。镁光弹升空，随后一声地动山摇的巨震传来，火球翻滚着腾起七千米，蘑菇云在罗布泊上空缓缓铺展。爆心距核心控制室四十五公里，仪器显示各项数据全部达到设计值。
爆炸成功的那天夜里，7169部队开始着手最后的撤离准备。所有图纸、施工日志、人员花名册，一页一页编号归档，全部装入保密箱封存。
几个月后，新华社发表了一则简短的新闻公报：“1964年10月16日15时在我国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进行了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消息传遍全国，全民欢欣鼓舞，而十万大军已经悄无声息地撤出了他们亲手建起的基地，就好像从来不曾来过一样。
毛泽东后来对陈士榘说了一句让所有工兵都记了一辈子的话：“你们做窝，他们下蛋，我们中国人说话开始算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