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德国总理默茨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话讲得相当直接。他说，过去二十年德国民众乃至政界阶层都低估了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德国人过得“太安逸了”，那种幻想中的繁荣时代已经难以为继。他特别点出，德国病假缺勤率高居欧洲前列，必须找到根源并出台激励措施加以扭转。

他所指的安逸并非空泛形容，而是战后运行多年的那套模式：人均工时在发达国家中偏低，全职员工约三十余小时，法定带薪年假超出三十天，社会福利支出占到GDP的近三成。租房率过半，是否拥有房产不构成衡量成功的标准。这种曾被视作工作与生活平衡正面标签的状态，正被外部竞争剧烈挤压。

汽车工业受电动化转型冲击严重，机械制造的最强出口国地位已被中国取代，化工巨头因能源成本将产线外移。经济基本面连续三年萎缩，企业破产率创二十年新高。福利体系本身也开始承压：养老金消耗财政预算的四分之一，企业社保缴款比例高企，反过来迫使博世等企业宣布裁员以“保持竞争力”。社会内部同样不轻松，约一千四百万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部分退休老人每日伙食费仅数欧元。默茨总结道：“过去二十年的生活模式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这套安逸之所以能长期运转，相当程度依赖默克尔时代所依托的俄罗斯廉价能源、中国稳定需求与东欧劳动力。随着地缘条件根本性变动，德国社会的惯性却仍然强大。触碰福利制度往往面临选民强烈反弹，而六十五岁以上人口占比已超两成，劳动力缺口持续存在。默茨的这番表态，本质是在增长持续低迷的情况下，试图强行将危机感注入一个习惯平稳运转的系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