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6月6日上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民航广州管理局召开宣判执行大会，宣布将23岁的女犯刘伊平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她被五花大绑地带到台前，脑后扎着一束利落的马尾，脚下蹬着一双红鞋，罪名写在背后那块白底黑字的牌子上——贪污犯。
五十五万余元公款，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被她一个人从白云机场的售票窗口神不知鬼不觉地抽走，她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因贪污被处决的机场售票员，也是中国刑场上最年轻的女性贪污犯。

让刘伊平走上死路的，是那个年代中国民航售票系统一个致命的漏洞。
1990年前后，广州白云机场的机票全靠手写，一票三联或四联，客票联、财务联、结算联各自分开。
售票员卖出一张票，就得把对应的票款连同财务联一起上交核算，票和钱必须严丝合缝，但这里面藏着一个口子——退票。
由于没有电子系统，售票员可以手写伪造退票记录，甚至连乘客签名都能代签，而退出去的款项在当时居然可以不报账。
说白了，只要胆子够大，一个售票员几乎可以凭空“变”出钱来。
刘伊平的操作手法冷静得惊人：她把国内航班改成国际航班，把人民币结算改成美元结算，把一名乘客拆成多张票，在财务联上动了手脚，差价就落进了自己的口袋。
乘客照常登机，航空公司照常运营，没人发现任何异样，唯独财务账面上的窟窿，被她用一次次改票堵得天衣无缝。
这是一套需要高度逻辑和缜密心算的手法，不是普通的小偷小摸，而是一个22岁女大学生在枯燥的票务数字中自己摸索出来的完美犯罪模型。

讽刺抑或可悲的是，刘伊平其实不是一个需要钱的人。
她出生在一个革命军人和高级知识分子结合的家庭，从小读的是重点学校，高中三年没考过低于七十分的成绩，大学外语系毕业后直接被分配到白云机场。
父母工资很高，家里摩托、电器、金饰一应俱全，她唯一称得上嗜好的不过是雪糕和巧克力。
同事们眼中的她，漂亮、干练、业务熟练，是从值机员中被挑出来放到售票窗口的门面担当。
这样的人，本不该和犯罪沾上任何关系，但一切始于一个微不足道的失误。
1989年8月的一天，刘伊平在清点票款时发现账上少了五百元，她回想起来，是一对年轻夫妇买票时自己忘了收钱。
五百元，按当时广州市职工平均月薪三百三十五元来算，大概是她两个月的工资。她家里完全拿得出这笔钱，但她没有向任何人开口。
她从小听惯了表扬，活在所有人的期待里，无法接受自己被人指责、被人议论，更害怕丈夫知道后会怎样看她。
就是这一点脆弱的自尊，把她推向了那条不归路。
她用硬币抛了一个正反面，决定用改票来填上那五百元的窟窿。
第一次得手之后，她发现这件事远比想象中容易，于是便一发不可收拾。

此后的半年里，刘伊平几乎是成瘾式地重复着改票的操作，国内航班改成国际航班，人民币改成美金，一张票拆成好几张票，账目被她拆解重组，现金源源不断地流进她的口袋。
她就像一个解数学题的高手，把财务上的每一个数字都摆弄得服服帖帖，到案发时，她累计贪污了五十三万多元。
讽刺的是，这笔在当年足以买下好几套房子的巨款，她一分钱都没有花过，全部用真名实姓存在了银行里。
她甚至在自己的日记里规划过未来——用这笔钱办一间工厂，制定一套缜密的规章制度，做一个新时代的资本家。
这些幻想在一个22岁女孩的日记本里显得荒诞而天真，就像一个孩子在偷偷积攒着过家家的筹码，但她忘了，那些筹码是偷来的。

机场财务在年度审计中发现了巨额亏空，警方顺藤摸瓜，很快锁定了刘伊平。
当警察封锁白云机场所有出口时，她没有逃跑，也没有惊慌，只是平静地站起来，伸出了双手。
被捕后，她对一切供认不讳。
案件发生在1989年，正值“两院通告”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的特殊时期，刘伊平被定性为顶风作案，涉案金额又属特别巨大。
1990年11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她死刑。
1991年6月6日，终审宣判执行。临刑前，记者周小瑾对她进行了极为罕见的刑场采访，她曾扑到记者的肩膀上，把人家的衣服哭湿了一片。
狱中的刘伊平写下了上万字的遗书和日记，其中有一段话后来被反复引用：“人生是一种际遇，是一种不复再有的邀请，应邀来到世界上自由生长了七千七百多个日夜。活着的时候，有知有觉。不知多少天以后，我会被它重新收回，让留下的白发人泪眼望晴空，哀吟着寻找我的影踪。”

一个不缺钱花、不贪图享乐的女孩，为什么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被处决的机场贪污犯？
答案或许藏在她抛出的那枚硬币里，藏在那五百元的惊惶里，藏在她对“完美形象”近乎偏执的守护里。
她太聪明了，聪明到发现了系统里所有人都没注意到的漏洞；她也太脆弱了，脆弱到无法承受一次小小的失误带来的羞耻。
枪响之后，一切归于寂静。
但那个时代留给人们的追问，至今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