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二战刚刚结束不久，美国“六星上将”马歇尔来到中国访问国民政府，一见到蒋介石，马歇尔就傲慢地指着身边的一名壮汉介绍道：“他叫汤姆约翰，是我的保镖，他练过几年拳击散打，听说中华武术博大精深，机会难得，不如让我的保镖，和你们的武术大师们切磋一下。以武会友，促进中美关系怎么样”？“ 1946年，那时候的中华大地，抗战刚刚胜利，却又笼罩在内战的阴霾之下。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上，已经同苏联达成了划分远东势力范围的默契。马歇尔来华的真实目的，也就是美国最高层的战略底线，恰恰是企图维持一个“分治的中国”。 美国人的算盘打得很精：让蒋介石控制南方，让共产党留在北方，这样美国就能在中间左右逢源，彻底掌控亚洲的重心。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马歇尔表面上是“调停特使”，实际上却在暗中施压。同年7月，马歇尔在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陪同下登上庐山。在风景秀丽的美庐别墅里，马歇尔毫不含糊地警告蒋介石，必须组成联合政府。同时，为了拉拢蒋介石，美国同意动用海空军把西南的国民党军队运到华北抢占地盘。蒋介石以为得到了美国的全力支持，心情大好，还陪着马歇尔夫妇游览了庐山大天池和含鄱口。但实际上，两人可以说是同床异梦。当蒋介石想要大举进攻东北时，马歇尔立刻翻脸，甚至用停止军事运输援助来威胁蒋介石。 6月7日这一天，一架美军专机穿梭在延安与南京之间。机舱内，周恩来总理正靠在座椅上沉沉睡去。为了应对极其繁重且焦灼的国共谈判，他已经连续通宵开会，身体达到了疲惫的极限。就在这熟睡的片刻，由于飞机颠簸，周总理无扣衬衣口袋里的一个小本子悄然滑落。 这个小本子非同小可。上面赫然记着一个极其绝密的地址，南京的一处住宅，旁边还标着一个“熊”字。这个“熊”，正是胡宗南身边的机要秘书、中共核心潜伏人员熊向晖！一旦这个地址落入国民党军统之手，中共在西北的整个情报网将遭受毁灭性打击，甚至会影响到整个解放战争的进程。 巧合的是，这架专机正是马歇尔的座机。小本子最终落到了马歇尔的手里。马歇尔拿到本子后，他迅速敏锐地察觉到了其中的巨大价值，立刻安排手下进行了拍照存档，随后才装作若无其事地将本子原封不动地还了回去。 周恩来醒来后，一摸口袋，惊出一身冷汗。他立刻判断出马歇尔肯定看过甚至拍了照。危机时刻，周恩来火速安排熊向晖前往上海暂避风头。半个月过去了，南京城风平浪静，国民党那边毫无动静，熊向晖这才安全返回。 马歇尔既然拿到了中共的核心机密，为何没有向蒋介石告密？马歇尔的沉默，绝不是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善意，这是多重复杂因素交织下的必然选择。 马歇尔在中国的公开身份是“国共调停特使”。中立，是他这块招牌的底色。如果他把中共的核心潜伏情报私下交给蒋介石，这就等同于公开宣布美国彻底站队国民党，直接蹚了这趟浑水，更是自废武功。 这样一来，他的调停资格瞬间破产，美国企图以和平调处为幌子、遏制内战扩大以维持中国分治的战略目标也将彻底落空。周恩来正是吃透了美国人的这种战略顾虑，断定马歇尔为了保住自己的“身段”，绝不敢轻易告密。 退一步讲，马歇尔其实也动过拿这个情报去向蒋介石换取筹码的念头。但他却在蒋介石那里碰了一鼻子灰。 当马歇尔隐晦地试探，想以“提供重要情报”向蒋介石示好时，蒋介石竟然对马歇尔不屑一顾，抛出了一句极度自信的狠话：“我们需要的是美援，不需要情报援助，我们拥有世界一流的情报系统！” 这句话背后的历史恩怨极深。早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中国的情报人员就已经破译了日军的密电，并好心好意地通报给美国。结果傲慢的美国人根本不信，最终吃了大亏。蒋介石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如今你马歇尔跑来显摆情报，蒋介石自然要借机找回场子。这一通当面打脸，把马歇尔怼得颜面扫地，那点告密的兴致顿时烟消云散，心里暗骂一句“以后再说”。 真正让马歇尔彻底掐断告密念头的，是一出中国传统的京剧。 当时，刚刚就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为了让马歇尔更了解中国文化，专门邀请他去看了一出经典京剧《群英会》。戏台之上，蒋干盗书、周瑜反间的剧情演得是高潮迭起。 马歇尔看懂了这出戏，冷汗瞬间湿透了后背。他突然陷入了极度的多疑之中：周恩来是什么人？那是中共最出色的外交家，素来以谨慎周密著称。这样一位极其克制的人物，怎么可能在敌友难辨的专机上犯下让绝密笔记本滑落这种低级错误？ 马歇尔越想越觉得心惊肉跳。他认为这极大概率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局”。 他怀疑周恩来是在扮演周瑜，故意抛出一个假情报，就等着他这个“洋蒋干”去给蒋介石报信。如果他真跑去告密了，不仅会被中共当作转移视线、铲除异己的工具，还会让自己沦为全天下的笑柄。一念至此，马歇尔彻底死心。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向蒋介石吐露过关于那个笔记本的半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