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最恨之人在台湾躲了38年，连葬礼都不敢张扬，他到底怕什么？ 1924年，黄埔军校刚刚建立，蒋介石四处物色能用的人。何应钦当时已在贵州办过讲武学校，有一定声望，加上与蒋介石有同学渊源，便被招入军校，担任少将总教官。 同期的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名义上比何应钦地位高，但此人成天狂嫖滥赌，抽鸦片，要用他时根本找不到人。何应钦完全相反，作风严谨，随叫随到，蒋介石渐渐把越来越多的事情压到他身上，黄埔系的二号人物位置就这样一步步坐实了。 那时谁也没想到，这两个人日后的关系会复杂到这个地步。 北伐期间，何应钦率第一军参战，1927年8月的龙潭战役是他军事生涯的高光时刻。孙传芳部队渡江反攻南京，局势危急，何应钦亲率不足三百人的特务营赶赴前线，前方溃退的官兵见到他，居然止住了脚步，转身反攻。 此后七昼夜血战，孙传芳五万余人被全歼。这一仗打完，北伐的政治格局彻底稳固。 然而胜利的喜悦还没散去，1928年1月蒋介石宣布复职，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撤销何应钦的本兼各职，理由无需说明，明眼人都懂，这是蒋介石在算1927年下野时何应钦"袖手旁观"的旧账。 1933年，日军越过长城大举南压，蒋介石派何应钦主持华北军务。当年5月，《塘沽停战协定》在何应钦操办下签订，实质上把长城以南大片土地划为非武装地带，等于默认伪满洲国的存在。 具体签字的是何应钦派出的代表熊斌中将，何本人刻意回避。 1935年，日方再度施压，驻华北日军参谋长酒井隆在谈判时脱掉鞋子把脚架上桌，配刀拍桌，态度极尽羞辱。 何应钦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以复函方式接受日方全部要求，函中写明"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史称《何梅协定》。 协定内容包括撤走国民党驻河北中央军、取消当地党政机构、禁止抗日活动等，华北的实际控制权从此大幅向日方倾斜。这两份协定激起全国舆论的强烈反弹，也成为两年后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事变通电中点名痛斥的历史证据之一。 同样是这个何应钦，1945年9月9日，以中国战区受降主官的身份坐在了南京黄浦路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正中。这一天定在9时，史称"三九受降"。 冈村宁次率领一行七人步入会场，向何应钦行45度鞠躬礼，在投降书上签字盖章时，据在场者回忆，冈村的手微微颤抖，其中一份印章盖歪了，冈村随即向何应钦点头致歉。 整个仪式历时约20分钟。然而争议也在这20分钟里留下了。 当小林浅三郎将降书呈上，何应钦起身，面带微笑，双手接过——观礼的盟军代表相互低声议论，受降主官坐着单手接过即可，何必站起来用双手？ 对于当年跪着签《何梅协定》的屈辱而言，这一幕确实耐人寻味。 受降之后的事更加复杂。冈村宁次被多方列为战犯，何应钦却以各种方式为其斡旋，保留其官邸、座车和卫队，只把"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头衔改成"善后总联络官"继续使用。 1949年初，何应钦周旋法庭，促成冈村无罪释放，还指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派车将其护送至吴淞码头，亲眼看着冈村登上开往横滨的轮船。 同年，南京失守，蒋介石把兵败的账算在何应钦头上，两人的裂缝彻底撕开。 何应钦本想去美国，早年在那边置了房产，蒋介石一道命令将专机备好，叫他"火速赴台甘苦共尝"。下了飞机，没有接机的人，也没有安排住处，还是老部下偷偷张罗了一栋小洋楼，才算落了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