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夏，国民党军长刘伯龙乘车赴云南，在公路上，有一辆军用卡车因抛锚停在路中央修理，刘伯龙勃然大怒，和卡车上的军官发生冲突后，竟然下令卫士将一个军官枪杀在路边。 消息传回贵阳，省主席谷正伦气得把茶杯摔在地上。他早就忍这个刘伯龙很久了。1948年底蒋介石把刘伯龙这个贵州龙里老乡派回来当八十九军军长，明面上是“返乡驻防”，暗地里谁不清楚？老蒋对谷正伦这个地方派系不放心，特意安插个嫡系来盯着。刘伯龙一到贵州，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第一件事就是给南京发电报，告谷正伦私下跟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勾勾搭搭。这一手够狠，谷正伦收到蒋介石质问电的时候，脸都绿了，可又拿他没办法。 刘伯龙这个人，黄埔三期毕业，正经的科班出身。但他在黄埔同学会干的是纪律股股长，说白了就是搞内部清洗的。1927年“四一二”后，他又当上南京清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专门负责清除共产党人。后来又成了康泽的心腹，在别动总队当参谋长、代理总队长。康泽是什么人？军统前身的创始人，手底下养的全是特务。特务系统出来的人有个共同毛病——不把人命当回事。刘伯龙把这一套贯彻到了骨子里。他身材矮小精悍，自命不凡，狂妄自大，走到哪儿都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嘴脸。他驻防云南沾益的时候，因为部下被流弹打死，竟然怪罪到附近村民头上，下令屠村，男女老少三千多口人，一个村子差点杀绝户了。 这样的人当军长，手底下的兵能过什么好日子？ 1949年6月那天，刘伯龙带着车队从贵阳出发，往云南方向赶。那时候国民党大势已去，长江防线早就被解放军撕开了口子，蒋介石在西南搞最后的挣扎，刘伯龙这个“钦差”的任务就是替老蒋看住贵州。车子走到滇黔公路上，前面一辆军用卡车抛锚了，横在路中间，司机正满头大汗地修理。那个军官是保安团的少校，黄埔出身，本地人，干活踏实。他蹲在车头旁边，满手油污，正琢磨是化油器出了问题还是点火系统坏了。按说路上抛锚不是啥大事，让手下人帮忙把车推到路边就行。可刘伯龙的脾气，压根不给人解释的机会。他下车走到跟前，没说三句话，直接让卫兵开枪。一声枪响，那个少校倒在车轮旁边，血淌了一地。周围几十号人全僵住了，没人敢上前扶一把，没人敢问一句为什么。不到五分钟，人彻底凉透了。刘伯龙拍拍手，让人把卡车推到沟里，自己上车继续赶路，跟没事人一样。 你说荒唐不荒唐？一个没犯错、没叛变、甚至连嘴都没顶过的军官，就因为一辆坏掉的卡车，丢了性命。可对刘伯龙来说，这根本不是“错不错”的问题。他打心眼里瞧不起贵州保安团这些本地武装，觉得人家“土气”“散漫”“不专业”。可他刚空降过来，直接裁撤怕引起兵变，怎么办？杀人立威。杀一个少校，就能让保安团上下全闭嘴。 杀人这种事，刘伯龙早就不是头一回了。 1949年3月，他的副官突然人间蒸发。那小伙子年轻有为，办事能力强，唯一做错的事就是跟刘伯龙的妹妹走得近了些。刘伯龙知道后勃然大怒，觉得一个副官敢打他妹妹的主意，这是挑战他的权威。没几天，副官就以“泄露军事机密”的名义被秘密处决，尸骨无存。5月，他的贴身秘书也失踪了。那秘书以前当过战地记者，接触机密文件多，刘伯龙怀疑他“可能”把军中的秘密透露出去了。注意，是“可能”，不是“确实”。就凭这点捕风捉影的猜忌，人连夜被带走，挖个坑就埋了。短短几个月，身边的副官、秘书，外加一个无辜的少校军官，全死在他手里。贵州本地人看在眼里，怨气积攒，但谁敢吱声？刘伯龙手握军法大权，杀个人比捏死只蚂蚁还简单。 更狠的还在后头。1949年11月，解放军逼近贵阳，刘伯龙逃窜之前，派人把黔军老将卢焘骗出家门，拉到贵阳市郊二桥转湾塘，直接枪杀。卢焘那年六十八岁，护国战争时就跟着蔡锷讨袁，在贵州威望极高。他公开表态愿意配合和平交接，不想再打内战，让老百姓再遭战火。刘伯龙不管这些，他眼里只有蒋介石的密令，只要老蒋点头，谁都能杀。 谷正伦彻底被激怒了。他忍了刘伯龙将近一年，从告密到枪杀保安团军官，再到杀掉卢焘，这一桩桩一件件，哪个不是在打他的脸？卢焘是谷正伦的恩师，一手把他提拔起来的。老师被杀，谷正伦气得吐血，发誓要除掉刘伯龙。1949年11月18日，谷正伦以开会为名，把刘伯龙骗到晴隆县政府。刘伯龙大摇大摆走进去，以为老谷要跟他商量撤退的事。前脚刚踏进院子，埋伏的保安团士兵就开了火。刘伯龙当场毙命。 消息传出来，云南沾益一带的百姓放鞭炮庆祝，贵阳市人民奔走相告，拍手称快。从副官到秘书，从中校军官到卢焘，刘伯龙欠下的命债，最后全算回了自己头上。 这个从黄埔三期一路爬上来的将军，蒋介石钦点的“心腹”，说到底不过是个杀红了眼的刽子手。他以为手里的枪能解决一切，以为杀人立威能让所有人服他。可他忘了，当一个人把别人的命看得比草还轻的时候，他自己的命，也就不值钱了。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