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义勇军第一支队在通化城内，抓获了3000多名日军俘虏，把他们押到冰河旁，政委一声令下，战士们将日寇一一刺死，塞进事先挖好的冰窟窿里。 说起1946年初的通化，那简直就是一个一点就着的火药桶。这座城市地处长白山区，隔着鸭绿江就是朝鲜，进能直捣松辽平原，退能据守天险。日本人当年甚至动过念头，要是本土守不住，就把天皇弄到通化来建立“大东亚最后堡垒”。咱们八路军接管通化后，自然把这里当成了重中之重的战略后方，各种机构、炮校、航空队纷纷进驻，俨然成了“第二个延安”。 既然是风水宝地，眼红的人自然不少。蒋介石为了跟咱们抢夺东北，暗地里下了不少黑手。当时通化潜伏着一个叫孙耕尧的国民党特务头子。这人原先是个铁杆汉奸，抗战胜利后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通化党部主任。他手里没几条枪，却做着霸占通化的春秋大梦。怎么办呢？他把目光投向了城里城外滞留的几万日本军民。 这时候，一个叫藤田实彦的日军大佐登场了。这家伙曾是关东军第125师团的参谋长，战败后带着一帮死硬分子躲在深山老林里，一直琢磨着怎么翻盘。孙耕尧和藤田实彦一拍即合，国民党特务和双手沾满鲜血的日本战犯，居然为了共同的利益拜了把子。孙耕尧许诺，只要日本人帮他把八路军赶走，国民党就保全他们在东北的生命财产。藤田实彦为了表忠心，干脆加入了国民党，还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田友”。这种同流合污的嘴脸，咱们今天回头看，依然觉得不可思议又令人作呕。 他们把暴动的日子选在了1946年2月3日，也就是农历正月初二。这帮人算盘打得精，觉得过年期间咱们的防备肯定最松懈，而且当时通化军区的主力部队大多被派出去剿匪了，城里十分空虚。他们甚至连暗号都对好了：电灯明灭三下是信号，玉皇山上放火三把是标志。几万暴乱分子，就等着除夕夜的钟声敲响后大干一场。 俗话说得多行不义必自毙。孙耕尧为了拉拢人心，四处策反，结果踢到了铁板。咱们辽东军区的一位兵工部股长沈殿铠将计就计，假装被策反，直接深入敌营摸清了底细。得到情报后，通化军区首长立刻连夜排兵布阵，并向正在外地剿匪的朝鲜义勇军第一支队发出了十万火急的求援电报。 正月初二凌晨四点，全城电线被掐断，枪声骤起，“通化事件”全面爆发。几万名手持各种武器甚至菜刀铁棍的关东军残部、土匪和特务，像疯狗一样扑向公安局、行署大楼和飞机场。由于敌众我寡，战况极其惨烈。但在关键时刻，接到命令的朝鲜义勇军第一支队在政委方虎山的带领下，顶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连夜急行军赶回了通化。 方虎山的部队一入城，犹如猛虎下山。这支由朝鲜族战士组成的队伍，早在抗战时期就和咱们中国军民并肩浴血奋战，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不到两个小时，暴动分子的主力就被彻底击溃。 可就在大家以为局势已经控制住的时候，一个令人发指的噩耗从通化红十字医院传来了。 当时那家医院里，住着150多名在剿匪战斗中负伤的八路军和朝鲜义勇军战士。医院的院长和护士大多是日本留用人员。暴动发生时，院长柴田久接到了藤田实彦的死命令：夺取医院，消灭伤员。那些平时看起来温文尔雅的日本女护士，瞬间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她们趁着伤员熟睡，用手术刀、剪刀刺，甚至直接掐脖子、下毒。150多名毫无反抗能力的伤残战士，没有死在冲锋的战场上，却惨死在了本该救死扶伤的病床上。 当朝鲜义勇军的救援部队冲进医院，看到满床鲜血和同志们死不瞑目的惨状时，所有人的眼睛都红了。农夫与蛇的故事在现实中血淋淋地上演，这种突破人类底线的暴行，彻底击穿了战士们的理智。 经过全城大搜捕，我军共抓获了3000多名参与暴动的日军俘虏。怎么处置这些人成了最大的难题。按照常规政策，俘虏是需要优待和教育的。可面对这些刚刚屠杀了自己战友、毫无悔改之意的禽兽，谁能咽下这口气？ 此时，方虎山站了出来。面对身旁干部的善意劝阻，方虎山只留下了一句斩钉截铁的话：“这些人双手沾满了鲜血，他们的暴行不配得到宽恕。事后一切骂名我都愿意承担。” 那天，通化浑江边的气温低得滴水成冰。3000多名参与暴动的日军俘虏被押解到结冰的河面上。战士们抡起铁镐，在厚实的冰层上砸开了一个个窟窿。方虎山面无表情地站在冷风中，看着那些冻得瑟瑟发抖的关东军。没有长篇大论的宣判，只有血债血偿的坚决。随着他一声令下，战士们端起刺刀，将这些犯下滔天罪行的日寇一一刺死，直接踹进了冰窟窿里。随后派人死死守住缺口，彻底断绝了这帮刽子手的生路。 这一招霹雳手段，确实残酷，但却换来了长久的安宁。从那以后，整个东北再也没有发生过成规模的日俘暴乱事件。当地老百姓非但没有觉得残忍，反而觉得大快人心。听说到了第二年开春，浑江里的鱼长得又大又肥，但通化百姓没一个人去捞，大家都心知肚明，那是用关东军的血肉喂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