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毛主席提及贺子珍时曾讲：“杨开慧、贺子珍、江青三人里，贺子珍待我最为贴心，模样也极为俊俏。她后来因病，常常猜忌旁人加害，对谁都心存疑虑，独独对我毫无猜忌。”     1970年，毛泽东已经77岁，他提起贺子珍，显然不是随口一提，而是对过去岁月的某种回顾。   贺子珍作为他的第二任妻子，陪伴他走过了长征等艰难岁月，这段评价可能反映了他对那段纯真感情的珍视。   杨开慧、贺子珍和江青，这三位女性在毛主席的生命中扮演了不同角色 ，杨开慧是他的第一任妻子，1920年代结婚，1930年被国民党杀害，她是革命烈士的代表，象征着早期革命的牺牲与纯洁。   贺子珍则在1928年与毛主席结合，共同经历了井冈山斗争和长征，她是那种在枪林弹雨中并肩作战的伴侣。   江青则是1938年与毛主席结婚，毛主席将三人并列，并突出贺子珍的“贴心”和“俊俏”，这不仅仅是外貌或性格的对比，更隐含了对不同阶段感情的总结。   从历史角度看，贺子珍的“贴心”可能源于她在实际生活中的支持，比如长征途中，她不仅照顾毛主席的起居，还参与后勤工作，这种患难与共的经历，让她的形象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记。   贺子珍的“模样俊俏”这一点，在当时的革命环境中显得尤为特别，那个年代，女性革命者往往被塑造成坚强、朴素的形象，但毛主席特意提到外貌，这可能反映了他个人审美中的真实一面。   据一些历史档案显示，贺子珍年轻时确实容貌出众，这在老照片和战友回忆中有所印证。   但更重要的是，这种评价不是肤浅的，而是与她的内在品质结合在一起的。   贺子珍在革命中表现出色，例如在井冈山时期，她积极参与妇女工作，甚至亲手救治伤员，这些事迹在官方史料如《中国共产党历史》中都有提及。   她的“贴心”可能体现在细节上，比如在毛主席工作繁忙时，她默默承担家庭责任，或者在政治风波中给予情感支持，这种特质，在高压的革命环境中，显得尤为珍贵。   贺子珍后来因病变得多疑，这段历史也值得深挖，她患上精神疾病，大致在1940年代后期开始显现，症状包括猜忌他人、情绪不稳定等。   这不是什么秘密，在官方医疗记录和党史资料中，都有提到她在苏联治疗期间的情况。   她的病可能与长征中的艰苦经历、产后后遗症以及政治压力有关，举个例子，长征途中，她曾多次怀孕和流产，身体受损严重，加上那个年代医疗条件有限，这些都可能诱发心理健康问题。   毛主席说她“对谁都心存疑虑，独独对我毫无猜忌”，这话很有意思，它点出了两人关系的特殊性。   在贺子珍精神脆弱时，她依然信任毛主席，这可能源于他们共同经历的生死考验。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这种“唯独信任”的现象，常见于亲密关系中，当一方处于病态时，往往会将最亲近的人视为安全港湾，这不只是个人感情，还反映了革命伴侣在极端环境下的相互依赖。   将贺子珍与杨开慧、江青对比，能看出更多历史层次，杨开慧牺牲得早，她的形象在毛主席心中可能被理想化了，成为革命的象征。   而江青......，   贺子珍则处在中间，既有革命伴侣的实干，又有个人感情的纯粹，毛主席在1970年提起她，是对简单人际关系的怀念。   贺子珍的晚年生活也提供了增量信息，她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处于半隐居状态，很少公开露面。   据权威媒体报道，她在1980年代去世前，一直住在上海，生活简朴，精神状态时好时坏。   这段历史不是虚构的，而是基于官方发布的生平资料，她的疾病没有得到彻底治愈，这反映了那个时代对心理健康认识的局限。   今天，我们可能会用更科学的眼光看待她的病，但在当时，它常被归因于“思想问题”或“体质原因”。   毛主席的评价，间接提醒我们，历史人物的心理健康同样值得关注，而不是简单地贴上标签。   从更广的角度看，毛主席的这段话还能引发我们对革命女性命运的思考，杨开慧、贺子珍、江青三人，各自代表了革命女性的不同路径：牺牲、陪伴。   贺子珍的“贴心”和后来的病痛，凸显了女性在革命中的双重角色——既是战士，也是普通人，她们的情感世界往往被历史忽略。   通过这种分析，我们能更全面地理解革命史的复杂性，它不是非黑即白的英雄叙事，而是充满人性纠葛的漫长过程。   总之，毛主席1970年对贺子珍的评价，是一扇窗口，让我们窥见革命领袖的私人情感与历史背景的交织。   它告诉我们，历史不是冷冰冰的事件堆砌，而是活生生的人的故事。   在今天，回顾这段往事，不仅能丰富我们对过去的认知，还能提醒我们，在评价历史时，多一份同理心，少一些简单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