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怎样对待群众上访的？ 1951年5月16日，毛主席批转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关于处理群众来信》情况的报告。 批语指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 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如果来信不多，本人或秘书能够处理，则不要另设专人。” 说起群众上访，总能拎出几段有劲的浪头。 1933年夏天，一封没署名的信飘到中央工农检察部。 何叔衡把信压在手心，认定这事不能糊弄，派出两路人马踩点。紧跟着抽出“轻骑队”，12月15日上马，去瑞金县挖账本。调查一路推进，《红色中华》在12月26日发出《轻骑队通讯》，细节铺陈，黑白分明。12月28日的人民委员会议上，毛主席听完汇报，当场定下处理：财政部长蓝文勋撤职查办，会计科长唐达仁交法庭；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记警告。 翌年1月4日，判决登报：唐达仁因侵吞余款、变卖公物、隐瞒罚款等共三十四项，合计大洋两千余元，判死刑并没收财产。那封匿名信，像一根冷箭，正中病灶。 1934年1月27日，毛主席写下《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把“怎么听、怎么办”说得干脆，信访有了更清楚的路数。 抗战的风声里，1938年10月30日，柳夷写信谈入党，回信亲笔落款，话不绕圈：若资格过关，持信与抗大负责人商量，必要时去政治部；马列学院门槛也交代清楚。 信来有问，答复有门，不给虚头巴脑的虚词。 新中国开局，人民来信像雪落屋檐，越积越多。 田家英忙着分拣呈阅，起初几乎封封到案头，积到处理不过来，干脆设专门机构，专门替中央领导人把关。 1950年那张批语火气足：“对群众来信认真负责，加以处理，满足群众的要求。”山东被点出积压七万多件，省以下数字“不少”。 同年，有人从燕园写信，嫌功课太重、伙食偏低，学生身体吃不消。 批转下去，伙食标准抬了，课业压一压。这样的折腾，不求惊天动地，只求把日子理顺。 1951年5月16日，中办秘书室递交《关于处理群众来信》的情况，批语落在纸上：“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来信多设专门机构，来信少由本人或秘书处理。” 二十天后，政务院《决定》出台，各级政府对来信来访要“热情接待、负责处理”。 制度像门楣，竖起来，进出的脚步就不再乱。 九月，有封石景山钢铁厂的信谈工资不合理，办信的同志压了几天，消息到了毛主席那头，火气腾地一下就冒出来，“不为工人阶级办事，还算什么共产党”。 九月十二日即复，要求有关机关迅速合理解决。北京被服厂的薪酬调整惹来抱怨，批给彭真去厂里摸实；外交部亚洲司的魏宝贵担心公车油耗，建议学校统一接送育英小学的孩子，另设接送点，批语写了“值得注意”，交杨尚昆“查明酌办”。 同年秋天，两位理论工作者阴一刚、罗云路致信，提到“半无产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表述不妥。信件一路转呈，研究、征询、修正，12月十五日发出《修正指示》，坦承原提法不适当，这份来信把一个关键概念掰正过来。 1952年春，秘书室统计一到四月失业与求职来信六百四十五件：知识分子三成二，工人店员近四分之一，遣散军政人员一成五上下，城市贫民一成。 批给周恩来，提出召开会议、拿出可行之策。紧接着，针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定下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的打法，典型曝光，严重者依法依纪，外科刀落下去，脓水就得放。 岁月再往后翻。 1972年12月12日，福建莆田的李庆霖写信，说孩子下乡吃不饱，当地招工招生有门路。1973年4月25日复信寄上三百元，并言“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中央把来信与复信印发各地，年中召开会议调整知青政策，出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 1975年8月，红线女从延安、大寨、红旗渠一路看回来说盐价偏高，有的每斤一角一分，有的更贵。8月13日批示印发在京政治局同志讨论，九月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专门列为文件，引各地警醒。还有一幕，北平中山堂里，从口袋里掏出一封群众信，话锋直指“粮食不断长”。 很快，抓“粮老虎”、统购统销推开去，米面价稳住，市场喘口气。上海那次失业反映，带来一句朴素的政策，“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连同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安置一并落地。 这条“信里来、政策去”的路，既靠情理，也靠章法。匿名信可用，瑞金案卷写下了证据；不同意见可谈，修正指示写下了态度；过激情绪可分流，不轻易扣帽子。 至于积压，点名点到山东七万多件，面子不好看，可把病根挑出来，比遮三挡四强得多。等到夜深灯下，纸页发干，批语留痕，许多具体的办法已从信里探出头。 窗外风声不急不缓，案头那枚老旧的订书机静着不响，像在等下一封信落下来的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