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王国维的发妻死于难产，扔下了三个孩子。产房外，王国维坐在板凳上，两眼无光地看着前方，原本是想着等妻子生了孩子后，在家里好好陪陪她的，毕竟出去好长时间了，终于回来了。 1907年的夏天，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在上海的寓所里，王国维的发妻莫氏因为难产，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扔下了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产房外，王国维只是静静地坐在一条板凳上，两眼无光地看着前方。 他心里原本的盘算，全碎了。 他想着，等妻子这次平安生下孩子，自己哪儿也不去了，就在家好好陪着她。毕竟为了求学、为了生计，夫妻俩聚少离多，他亏欠她太多了。可他等来的，却是天人永隔。 那一刻，这位日后影响了整个中国学术界的巨匠，只是一个失去了挚爱的、手足无措的普通丈夫。 他和发妻莫氏的婚姻，是顶顶老派的包办婚姻。没什么风花雪月，就是过日子。但日子这东西，就像文火炖肉，时间长了，味道自然就出来了。王国维不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书呆子，他对妻子很体贴；莫氏呢，也是个传统的贤惠女人，操持家务，照顾孩子，让丈夫没有后顾之忧。 日子平淡，但安稳。对那个年代的人来说，安稳，可能就是最大的福气了。 可王国维心里有团火，他不甘心只在书斋里皓首穷经。甲午一战，把整个国家的读书人都打蒙了，他想出去看看，学点能真正“救亡图存”的本事。1900年，在朋友的资助下，他终于去了日本。 这一走，就把整个家的重担，都甩给了莫氏一个人。 一个弱女子，拉扯着几个孩子，还要日夜操劳家务。那种辛苦，咱们今天的人很难想象。更磨人的，是思念。丈夫远在异国，音信难通，那种牵肠挂肚，是会刻在脸上的。 几年后，王国维从日本回来，一进门看到妻子，竟有些恍惚。他记忆里的莫氏，虽不惊艳，却也温婉清秀。可眼前的妻子，不到三十岁的年纪，却憔悴得像一朵快要败了的花。 他心里五味杂陈，愧疚、心疼、无奈，全都涌了上来。千言万语，堵在喉咙口，最后只化成了一首词——《蝶恋花》： “阅尽天涯离别苦，不道归来，零落花如许……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很多人都爱最后这两句，说它道尽了时光无情。可我觉得，这首词最痛的，是那句“不道归来，零落花如许”。我走的时候你好好的，怎么回来你就变成这样了？这种重逢时的心碎，比离别本身更扎人。 他看懂了妻子为这个家的付出，看懂了岁月在她身上刻下的痕迹。他本想用余生去补偿，可老天爷却连这个机会都没给他。1907年，莫氏的生命，就定格在了那个闷热的夏天。 妻子的猝然离世，对王国维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家里乱成一锅粥，三个孩子大的不过几岁，小的尚在襁褓。一个男人，既要治学，又要当爹当妈，那种崩溃，可想而知。 日子总得过下去。在亲友的劝说下，续弦的事被提上了日程。 在当时，这是一个男人对家庭和孩子最实际的责任。王国维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是莫氏留下的三个孩子。他怕后妈对孩子不好，思来想去，做了一个在今天看来有点奇怪的决定：他娶了莫氏的外甥女，潘丽正。 潘丽正比王国维小十几岁，是个温和本分的姑娘。她嫁过来，与其说是做了妻子，不如说是接过了表姑留下的重担。她对莫氏的三个孩子视如己出，后来自己又生了五个，把一个偌大的家操持得井井有条。 可以说，没有潘丽正的操劳，王国维根本不可能安下心来，成就他后来的学术巅峰。潘丽正就像一块压舱石，稳住了王国维那艘在风雨中飘摇的家船。 但生活这剧本，总是不按常理出牌。王国维的内心世界，远比外人看到的要复杂和痛苦。他一生都有一种难以排解的悲观情绪，他研究哲学，研究文学，越研究，似乎对人世的苦看得越透。 1926年，他最疼爱的长子王潜明病逝，年仅28岁。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年后，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在北京颐和园，投昆明湖自尽。他在遗书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这个在丈夫的光环下显得有些模糊的女人，从此开始了她长达三十多年的守寡生涯。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个单身母亲拉扯七个孩子，其中的艰辛，非笔墨所能形容。她没有再嫁，靠着变卖丈夫的藏书和亲友的接济，硬是把孩子们一个个拉扯大，培养成人。 她不像莫氏，能激起丈夫写下“朱颜辞镜花辞树”的哀叹；她也不像丈夫，能用一场决绝的死亡为自己的人生画上句号。她的人生，就是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是琐碎而漫长的坚守。 潘丽正女士，她不懂那些高深的学问。她只知道，丈夫没了，天塌了，但孩子们还得吃饭，还得长大。她选择了最笨拙、也最伟大的方式——“活着”。 她用自己漫长的、辛劳的一生，替丈夫偿还了对这个家、对孩子们未尽的“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