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英雄纪念碑开工以后，林徽因认为碑文应该用楷体来写，但具体由谁来写犯了难，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说：“周总理的字苍劲雄伟，刚劲有力，有如颜碑，风格端庄凝重，可以问问周总理。” 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百废待兴，但有一件事，是所有人心里的头等大事——得给那些为了今天而牺牲的英雄们，立一座碑。这不仅仅是块石头，这是新中国给历史的一个交代，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现代体现。 设计方案几经波折，最后落在了建筑大师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肩上。碑的形制、浮雕的内容，都是顶级专家反复推敲的。但到了最关键的一步，大家卡住了——碑文，到底用什么字体？由谁来写？ 这可不是小事。在中国，字，就是人的风骨，就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刻在石头上，那是要传千古的。 当时主流的意见，觉得应该用篆书或者隶书。为啥？因为自古以来，但凡是重要的碑刻，比如秦代的泰山刻石，汉代的曹全碑，用的都是这些古老的字体。显得庄重、古朴，有历史的厚重感。这思路没毛病，很“专业”。 但这时候，已经病重的林徽因，提出了一个可以说“离经叛道”的想法。她说，不行，碑文必须用楷书。 这个提议一出来，很多人都愣住了。楷书？就是我们今天小学生还在练的那种方方正正的字？这能压得住场子吗？能体现出英雄纪念碑那种千钧之重吗？ 林徽因的理由，现在听起来，简单、朴素，却直击人心。她说：“这块碑是为谁立的？是为人民，是为了让每一个识字的中国人都看懂，记住。” 篆书、隶书是好看，是艺术，但有多少老百姓能认全？如果立一块碑，大家还得跟猜谜似的去查字典，那这碑的意义就少了一大半。 她要的，不是让后人来欣赏书法的艺术，而是要让每一个站在这座碑前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能清清楚楚地读出上面的每一个字，感受到那份沉甸甸的牺牲和敬意。这是一种超越了艺术形式的人文关怀，是一种真正“为人民”的设计理念。 这个观点，在当时绝对是石破天惊。那是一个多么需要“仪式感”和“历史感”的时刻，但林徽因却把“实用”和“易懂”放在了第一位。 字体的问题算是定了，用楷书。那新的难题又来了：谁来写？ 这可比选字体难多了。能写好楷书的人很多，但能写出配得上这座丰碑的气韵和精神的人，凤毛麟角。这个人的字，必须得有筋骨，有力量，还要有温度。它不能太张扬，不能有个人炫技的成分，必须是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国家之笔”。 当时能担此任的大家，其实也就那么几位。郭沫若、沈尹默……都是书法界的泰斗。但似乎总觉得差了点什么。这字，不仅要艺术上过硬，书写者本身的身份、经历和威望，也得能压得住这块碑。 大家犯了难，这事儿一时半会儿定不下来。就在这个时候，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提供了一个关键的思路。 有一天开会讨论，彭真听着大家的顾虑，缓缓说道：“周总理的字苍劲雄伟，刚劲有力，有如颜碑，风格端庄凝重，可以问问周总理。” 这话一出，屋里一下就亮了。对啊！怎么没想到周总理！ 彭真这句话，信息量极大，而且说得非常精准。他没简单说“周总理字写得好”，而是给出了两个核心的评价。 第一，“苍劲雄伟，刚劲有力”。这说的是周总理书法的风格。周总理的字，不是那种飘逸秀美的路子，他的笔画，尤其是长撇大捺，奔放开阔，力道千钧，有一种纵横捭阖的气势。 第二，“有如颜碑”。这句是点睛之笔，直接把周总理的书法和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高峰连接了起来。谁是“颜碑”？就是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颜体字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雄壮、敦厚、正气凛然。颜真卿本人，也是个忠烈之臣，最后为国捐躯。所以“颜体”，在中国文化里，不仅仅是一种字体，它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忠义、刚正的人格。 说周总理的字像颜碑，不仅是夸他书法技艺高超，更是赞扬他的字里，有和颜真卿一样的人格力量和家国情怀。这种评价，高明至极。 后来纪念碑正面，“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鎏金大字，是由毛主席题写的。毛主席的书法是狂草，气势磅礴，汪洋恣肆，用来写这八个字，有一种定义历史的重量和气魄。 而纪念碑的背面，那段长达152个字的碑文，就是由周总理手书的。 每一个都结构严谨，笔力沉雄，既有颜体的端庄，又有他自己的风骨。 不偏不倚，不急不躁，就像一个沉稳的叙述者，在为我们讲述一部跨越百年的英雄史诗。它完全实现了林徽因最初的设想——清晰、庄重，每一个字都充满了力量，让每一个读它的人，都能感受到那份肃穆和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