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51年春天，新疆迪化监狱里一个戴着镣铐的中年人被临时叫出牢房，他满脸疲惫，以为要被转押，可当他走进办公厅时，却看到王震站在屋里。 （参考资料：2015-07-14 中国科学报——王恒升李四光丁文江：三位地质科学家的情怀） 20年代长江的一艘轮船上，一个英国水兵随手抢了中国农妇的几个橘子，农妇哭哭啼啼，却也无可奈何。 这在当时，算不上一件大事，谁知，旁边一个高大的中国男人站了出来，伴随一记清脆的耳光，用一口流利的伦敦腔英语教训那个水兵：“你的国家也有母亲和姐妹，你会这样对她们吗？” 这记耳光，不仅替同胞讨回了公道，也打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血性，这个人，是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之一，李四光。 近三十年后，同样的故事在新疆上演，只是换了一种形式。 50年代初，王震将军的部队开进天寒地冻的新疆，战士们不是战死的，而是被活活冻死的，因为没有燃料，危急关头，周总理想到了李四光，李四光则推荐了自己的学生王恒升。 这事儿说来有点讽刺，王恒升这位海归地质专家，当时正因为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被关在“学习班”里接受审查。 当王震将军找到他，问他能不能帮忙找煤时，刚从屈辱中被解救出来的王恒升，没有提半句自己的委屈，甚至没时间去想个人的荣辱，直接一头扎进了冰天雪地，凭着对新疆地质的了解，他很快为部队找到了救命的煤田。 从长江上的一记耳光，到雪地里的一次救急，老师用行动教会了学生何为血性与担当，学生则用选择践行了老师的精神，而这种风骨，几乎是中国第一代地质学家的共同烙印。 他们是真正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的人，他们的前辈，丁文江，为了解决南方缺煤问题，把整个生命都扑在了湖南煤田的考察上，可惜，最终因煤气中毒死在了任上，年仅49岁。 他的死，是一个悲剧，却也像一个坐标，标定了那一代知识分子为国探路的决心。 后来，国际上普遍断言“中国贫油”，又是李四光，顶着巨大的压力，用自己的地质力学理论，硬是带着团队找到了大庆油田，让新中国的工业机器转动了起来。 能源问题关乎发展，而有些自然伟力则直接关乎生存，1968年邢台地震，周总理看着废墟落了泪，把地震预报这个世界难题交给了年迈的李四光，李四光生命的最后几年，就是朝着“地震可以预报”这个目标发起的冲锋。 支撑这些宏大叙事的，其实是一种更朴素的情感——对人的关怀，丁文江早年在云南考察锡矿，跟矿工们挤在称作“伙房”的草棚里过夜。 他在日记里写，几十个人挤在一起，地上全是痰，根本没法落脚，整晚都是此起彼伏的咳嗽声，他形容这声音是“凄惨的音乐”，让他彻夜难眠。 这“音乐”，从此就刻在了他的心里，让他之后每一次勘探，都带着对底层民众疾苦的悲悯。 这就不难理解李四光的那一记耳光了，他教训英国水兵的话，超越了民族主义，抵达的是最基本的人性共情。 这一幕，他的学生王恒升记了一辈子，晚年反复向人讲起，可见，老师的人格，有时比科学知识本身，是更宝贵的传承。 这份深情，岁月也没有忘记，到了80年代，已是耄耋之年的王恒升，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家里却清贫到连一部电话都没有，当年的王震将军得知后，感慨万千，立刻亲自协调，第二天就给王老安上了电话。 一部电话，是国家对功臣迟来的惦念，也是一份跨越了几十年的回报。 从丁文江、李四光到王恒升，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已经稀缺的风骨，他们那代知识分子，读的是圣贤书，懂的是西洋科学，骨子里却是最传统的“士大夫”精神，他们一辈子跟山川矿脉打交道，心里装的却全是人。 胡适曾亲自为丁文江作传，汶川地震后，媒体重提李四光的预报理念，王震将军也没有忘记那个雪中送炭的王恒升，这说明，一个社会终究不会忘记那些真正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山河、人民苦乐绑在一起的人。 他们勘探的不仅是矿藏，更是民族精神的深度；他们描绘的不仅是地质图，更是心系苍生的情怀版图。 今天，很多人习惯了在虚拟世界指点江山，而他们那代人，是用双脚，一步一步把这个国家从泥泞里丈量出来的，这或许才是最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