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晚年坦言相告，在杀杨宇霆之前他从不迷信，但杀他之后却不得不信。 要说张学良和杨宇霆的事，得从他们的身份和关系讲起。张学良，1901年生，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长子，从小条件优越，受过不错的教育，后来在奉天军事学院学军事。1928年，他爹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他27岁就得扛起奉系大旗，压力不是一般的大。杨宇霆呢，1885年生，比张学良大16岁，出身辽宁法库，16岁考中秀才，后来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炮兵，回国后投奔张作霖，成了奉军参谋长。 杨宇霆这人脑子好使，军事才能没得说。1918年，他搞了个秦皇岛截械行动，给奉军弄来一大堆军火；1921年管奉天军械厂，让奉军武器自给自足；外交上还能跟日本人斗智斗勇，帮张作霖稳住局面。张作霖活着的时候，杨宇霆是绝对的得力助手。可他有个毛病，性格傲慢，自恃资历老，对张学良这个小辈压根不服。张学良接手奉系后，杨宇霆还是那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架势，公开批评张学良没经验，甚至当面不给面子，这让张学良很下不来台。 奉系内部还有派系问题。杨宇霆是“士官派”的代表，靠日本军校背景吃饭；张学良更倾向“陆大派”，用自己人。这两派本来就互相看不上，张作霖一死，矛盾彻底爆发。杨宇霆仗着自己资历深，经常越过张学良擅自做主，把少帅当摆设。张学良年轻气盛，哪受得了这个？两人关系越来越僵，埋下了杀机。 事情真正炸锅是在1929年1月10日。那天，杨宇霆擅自任命常荫槐当东北铁路督办。这职位可不是小事，牵扯到中东铁路和跟苏联的外交，动辄影响整个东北局势。张学良觉得这么大的事得跟南京政府商量，可杨宇霆根本不鸟他，直接把任命书拍桌上，说：“这事我定了，你签字就行。”这态度，搁谁身上都得火大。张学良表面忍着，心里已经炸了。 下了决心，张学良就没再拖。他当晚找来亲信高纪毅等人，安排了计划。杨宇霆和常荫槐被叫到老虎厅，卫兵一拥而上控制住他们，高纪毅念了张学良的命令，说他们擅权乱政，然后枪声一响，俩人当场毙命。这事干得干净利落，奉系内部的权力斗争就这么血淋淋地结束了。 杨宇霆一死，张学良总算抓住了奉军的实权。他赶紧稳住局面，给南京政府写了报告，列了杨宇霆一堆罪状，还开了奉军高层会，表示忠于国民政府。为了安抚杨宇霆那边的势力，他给杨宇霆办了个隆重的葬礼，写了挽联，送了大笔钱，还给杨家大儿子写了封信表示歉意。这些操作挺聪明，内乱很快就平了，他的地位也稳了。 可这事到底对不对，后人吵得挺凶。有人说，张学良不杀杨宇霆，奉军早晚得散架，东北乱成一锅粥，他这是一招狠棋保大局。也有人觉得，杨宇霆虽然狂，但他军事能力强，死了之后奉军实力大打折扣。果不其然，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趁乱占了东北，张学良不抵抗的政策挨了不少骂，奉军撤出东北，他自己也慢慢淡出政治圈。 晚年张学良移居海外，回忆这事时，他说了那句让人感慨的话：“我本来不信天命，可抛银元那次让我不得不信。”他坦白，抛硬币其实是给自己找个心理安慰，但这决定成了他一辈子的负担。那三次正三次反的巧合，像个甩不掉的阴影，老让他怀疑是不是真有天意。 这事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儿。张学良杀杨宇霆，表面上是权力斗争，实际上也暴露了人性里的复杂东西。他年轻，冲动，想证明自己，可又怕担责任，才会用抛硬币这种办法给自己壮胆。结果呢，杀了人，稳了权，却丢了东北，最后还背了一身骂名。杨宇霆呢，才华横溢，却因为太傲，硬生生把自己作死了。这俩人，一个不信命，一个不服人，最后都栽在命运手里。 抛硬币那段听着挺玄乎，但仔细想想，不就是张学良内心的纠结吗？他不迷信，可关键时刻还是求了个“天意”，说明他也没那么硬气。杀了杨宇霆后，他开始信命，可能是因为这事太顺了，顺得让他觉得不真实，也可能是后来的挫折让他觉得报应来了。甭管咋说，这段经历让他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帅，变成了一个满心遗憾的老头。 杨宇霆死后，奉系确实少了根顶梁柱。东北的军事力量弱了，日本看准机会动手，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全丢。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跟他杀杨宇霆有没有直接关系不好说，但奉军实力下滑是真。有人骂他软弱，有人说他当时也没啥办法，毕竟日本那时候太强。可不管咋样，这事成了他人生最大的转折点之一。 晚年他说那句话，其实挺接地气的。谁没点迷信的时候啊？尤其干了大事，心里总得找点啥安慰自己。他抛硬币，不是真信鬼神，就是想让自己好受点。可这事偏偏成了他一辈子的心结，挺讽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