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时，王稼祥主动找到毛主席说：“我看不得行，要不你出来领导大家干得了”，毛主席说：“干我是很想干，可是票不够哇！”王稼祥说：“票不够我去拉，荣臻、德怀他们谁不清楚前几次反‘围剿’是靠谁打下来的？” 说起来，王稼祥早年可不是毛主席的“自己人”。1932年的宁都会议上，他还是留苏回来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里的骨干，跟着博古他们喊过“反对游击主义”的口号。 可真到了要给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投反对票时，他却在会场突然站起来：“前三次反‘围剿’，红军用那些‘土办法’打了胜仗，这是事实。” 这话让当时主张解除毛主席兵权的人都愣了神，连博古都忍不住抬头看了他两眼。后来王稼祥跟警卫员念叨：“打仗不是念书本，能打胜仗的办法就是好办法，总不能让洋教条捆住手脚。” 真正让王稼祥彻底醒过味来的，是湘江战役那摊血。1934年11月，红军抢渡湘江时，他躺在担架上被抬着过江，亲眼看见江水被染成了红褐色，浮桥边堆满了牺牲战士的遗体，连岸边的芦苇丛里都塞满了枪支弹药。 李德还在指挥部里对着地图拍桌子，说要“坚决保卫阵地”，王稼祥当时就攥紧了拳头，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哪是打仗，分明是拿弟兄们的命往火坑里填。” 从那以后，他的担架总跟毛主席的挨得近，白天在山路上颠簸着聊，晚上找个破庙借盏油灯接着聊。 毛主席给他讲井冈山时怎么“声东击西”拖垮敌人，讲怎么在敌人群里“找空子钻”，那些听起来土得掉渣的办法，却让王稼祥越听越透亮。 有天夜里，他突然一拍大腿：“我算明白了，打仗不是做算术题，哪能照着书本上的公式硬套？得摸透敌人的脾气，就像猎人知道野兽啥时候出来觅食。” 从湘江到遵义的一路上，王稼祥的担架成了个移动的“联络站”。他拖着伤腿，见天儿找各军团的将领聊天。 碰到彭德怀，他开门见山：“老总，你在前线最清楚，李德那套‘短促突击’把部队折腾成啥样了？广昌战役咱们伤亡多少，换回来啥了？” 彭德怀把烟杆往石头上磕了磕，火星溅起来：“稼祥你别说了，我老彭第一个举双手赞成让老毛出来指挥，再这么下去，咱们都得成国民党的俘虏！” 碰到聂荣臻，他就掏心窝子：“荣臻，你我都是带兵的，知道战士的命金贵。老毛指挥时，咱们什么时候打过这么窝囊的仗？” 聂荣臻叹口气：“可不是嘛，上次打漳州，老毛带着咱们顺顺当当拿下城，还缴获了那么多物资，哪像现在这样，光看见弟兄们倒下，连口热饭都吃不上。” 一来二去，支持毛主席的人越来越多，连原本摇摆不定的周恩来都跟王稼祥说：“你做的这些工作很重要，是该让真正懂中国战场的人来掌舵了。” 那会儿红军刚跟共产国际断了无线电联系，博古还想拿“国际代表”的名头压人，可王稼祥早看透了这层窗户纸。他跟张闻天在油灯下合计：“莫斯科远在天边，哪知道咱们在山沟里受的啥罪？ 中国的事，还得咱们自己拿主意。”为了让更多人明白这个理，他让人把毛主席写的《反对本本主义》油印了好多份，发到连队里让干部们学。 遵义会议开了三天三夜，堂屋里的油灯换了一盏又一盏。博古先做报告，翻来覆去说“敌人太强大”，把败仗都归结成客观原因。 王稼祥听得坐不住了，撑着担架就站了起来，伤口渗出的血把白绷带染成了红的，他却像没看见似的，声音不大却字字有力：“我不同意博古同志的说法！广昌战役，李德让咱们拿血肉之躯去撞敌人的碉堡，这不是指挥，是犯罪！” 他转向毛主席，目光坚定：“我提议，让毛主席同志参与军事指挥，红军不能再这么瞎折腾下去了！”这话像块石头扔进水里，顿时激起千层浪。 凯丰跳出来嚷嚷：“毛主席就会读《三国演义》，懂什么现代战争？”毛主席笑了笑，反问：“那你说说《孙子兵法》第一篇讲的是啥？”凯丰脸憋得通红，半天说不出一句整话，会场里有人忍不住低低笑出声来。 投票的时候，空气都快凝固了。周恩来刚说完“由毛主席协助指挥军事”，王稼祥就第一个举起手：“我赞成！”紧接着，聂荣臻、彭德怀、朱德…… 一只又一只手举了起来，最后清点下来，二十票里有十八票支持。散会时天快亮了，王稼祥望着窗外泛起的鱼肚白，跟毛主席说：“这下好了，总算能按咱们自己的法子打仗了。” 会议结束后，王稼祥没歇着。他主动揽下了情报统筹的活儿，把各部队送来的消息分门别类，哪些是敌军动向，哪些是地形民情，整理得清清楚楚。 四渡赤水那会儿，他盯着侦察员带回的消息，发现敌军在茅台镇一带防备薄弱，连夜找毛主席：“老毛，这里有空子可钻，咱们往西边绕一下，准能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后来红军果然从这里跳出了包围圈，彭德怀在庆功会上拍着王稼祥的胳膊：“你这双眼睛，比望远镜还管用！” 如今再看。这哪里是简单的“换个人指挥”，分明是一群真正懂中国的革命者，在最危急的时刻，把住了革命的方向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