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上海知青戴建国不顾反对娶一农村女子，谁知新婚夜，妻子就大喊大叫，一拳将他打得流鼻血。事后，岳母叹气道：“你别再管了，自己回上海生活吧！”哪料他却笑道：“没事，我喜欢！”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上海火车站，站台上挤满了背着行囊的年轻人。
戴建国把母亲塞给他的麦乳精罐子往帆布包里塞了塞，跟着人潮挤上了绿皮火车。
这个刚满十九岁的上海小青年要去安徽插队，火车开动时他贴着车窗玻璃，看见站台上哭成泪人的母亲越来越小。
刚到皖南山区的头三个月，戴建国差点把老乡家的铁锹踩断。
城里长大的孩子哪见过这些农具，春耕时整日泡在泥水田里，脚趾缝里全是烂泥。
村里有个叫程玉凤的姑娘看不过眼，有天晌午扛着锄头过来，二话不说就帮他整好了歪七扭八的秧苗。
这姑娘扎着两条油亮的大辫子，笑起来嘴角有两个小梨涡。
程玉凤是村里出了名的能干人，家里五亩水田全指着她操持。
她教戴建国认农具比教书先生还仔细，铁锹要斜着插进土里，镰刀要贴着麦秆根部削。
戴建国也投桃报李，把从上海带来的连环画借给她看，得空就教她认字。
村头老槐树的树皮上，用粉笔画满了"上""下""人"这些简单的汉字。
1974年开春，戴建国收到家里电报说父亲病重。
临走前他往程玉凤家院墙里塞了封信，信纸上密密麻麻写着"等我回来"。
可等他三个月后带着从上海买的的确良布料回来时，村里人看他的眼神都躲躲闪闪。
村东头刘婶子实在憋不住，扯着他袖子说玉凤爹为了十斤粮票，把闺女许给了后山村的石匠。
那是个飘着细雨的清晨，四个壮汉把程玉凤绑在竹椅上抬出了村。
新娘子的大红嫁衣在雨里洇成暗红色，绣花鞋掉在村口的泥坑里。
石匠家等了半辈子才娶上媳妇，洞房夜却传出骇人的尖叫——新娘子把合卺酒泼了满墙，抓着剪子要往自己手腕上划。
戴建国再见到程玉凤是在公社卫生所，曾经水灵灵的姑娘缩在墙角，手里攥着块碎布头，嘴里翻来覆去念叨"建国"两个字。
赤脚医生摇着头说这是受了刺激，镇上卫生院治了两个月也不见好。石匠家怕担责任，连夜用板车把人送回了程家。
1979年知青大返城的消息传到村里时，戴建国正在灶台前熬小米粥。
锅里的热气熏得他眼睛发酸，程玉凤坐在门槛上玩草绳，突然抬头冲他嘿嘿一笑。
那天晚上他往上海发了封电报，说要在村里安家。
电报员老周头推着老花镜劝他："小戴你可想清楚，城里户口金贵着呢。"
婚礼当天，程家堂屋的喜字贴得歪歪扭扭。
程玉凤穿着半新不旧的蓝布衫，拜天地时突然抓了把花生往天上撒。
入夜后戴建国刚掀开红盖头，新娘子突然尖叫着挥拳，他躲闪不及，鼻血滴滴答答落在簇新的枕巾上。
程家老两口抹着泪要退彩礼，戴建国却攥着程玉凤的手不放："她认得我，刚才还冲我笑呢。"
转年开春，村头老井旁的野桃树开花时，程玉凤学会了用木梳给自己编辫子。
戴建国上课时总带着她，学生们都知道师娘爱捡粉笔头，黑板下的粉笔盒里永远留着彩色粉笔头。
1980年腊月，程玉凤抱着刚满月的女儿坐在教室后排，窗外的雪片子扑簌簌落在茅草屋檐上。
1997年上海浦东开发的热潮里，戴建国带着妻女挤上了返城的火车。
站台上还是乌泱泱的人群，程玉凤紧紧攥着女儿的衣角，突然指着远处的高楼喊："看！鸽子！"
戴建国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外滩钟楼的尖顶上确实停着几只灰鸽子。
如今在虹口区老弄堂里，常能看见个头发花白的上海爷叔推着轮椅散步。
轮椅上坐着个总爱笑的老太太，怀里抱着个褪色的帆布包，包里装着半罐结块的麦乳精。
街坊们都知道，每到下雨天，老爷子总会撑着伞在弄堂口站会儿，说是在等什么人——其实他等的那个扎着大辫子的姑娘，四十年前就等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