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陈伯达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也不知道叶永烈在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是如何说服这个老人摘下帽子的。要知道，陈伯达酷爱戴着一顶帽子，哪怕是在炎热的夏季，哪怕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他都必定戴着一顶帽子。 陈伯达1904年出生在福建惠安一个普通家庭，早年接受教育，15岁考入厦门集美师范学校，毕业后当小学老师。后来他去上海大学文学系深造，接触新思想，1925年加入国民党，次年参与北伐宣传工作。1927年他转入中国共产党，7月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四年后回国。 回国后，他在北平中国大学教书，1931年被捕入狱，次年出狱，继续从事地下工作。1935年参与“一二·九”运动，1936年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长。1937年到延安，在陕北公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任教，1939年调入毛泽东办公室担任秘书，参与文件起草。此后他先后在中央研究院、中央政治研究室任职，1945年当选中共七届中央委员。 1949年后，他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参与多项政策制定。1956年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6年升为常委。1970年他被隔离审查，1973年开除党籍，1980年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1981年获准保外就医，1988年刑满释放，住在北京郊区一栋楼房的顶层，与儿子陈晓农、媳妇和小孙子一起生活。 释放后的日子很简单，每月200元生活费，大部分用来买书。他喜欢看电视新闻和阅读书籍，但特别怕冷，脑袋一吹风就头疼，所以常年戴着深蓝色的干部帽，哪怕在家休息也不摘。很多人以为他是为了遮盖头发稀疏，其实主要是保暖需要。这种习惯从年轻时就养成，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晚年他身体虚弱，行动不便，但仍保持阅读习惯，偶尔写些东西。 叶永烈是位作家，通过公安部协助，在陈伯达释放后不久获得采访许可。他先从外围入手，访问陈伯达的旧秘书、同事和子女，收集背景资料，以示诚意。初次见面，陈伯达态度冷淡，自称作为前犯人只回应公安提问，对叶永烈可不理会。但叶永烈提到1958年北京大学校庆时见过他，当时陈伯达讲话因口音重需翻译，这让气氛缓和，两人开始交谈。 从那以后，叶永烈每年从上海飞北京几次，住在陈家附近宾馆，乘公交车过去。采访通常持续几个小时，谈历史事件，叶永烈做笔记。有一次谈话到深夜，叶永烈错过末班车，在陈家客房过夜。那房间简单，有单人床。 他们建立起忘年交，叶永烈成为陈伯达晚年唯一访问者。这得益于叶永烈的细致准备，先收集资料，再从亲友入手，逐步获得信任。陈伯达释放后拒绝其他人采访，却对叶永烈例外，这显示出叶永烈的坚持和方法有效。 1989年9月，陈伯达去世前一周，叶永烈又来访。谈话结束，叶永烈拿出相机请求拍照，陈伯达同意。拍了几张后，叶永烈注意到陈伯达旧照都戴帽，便问能否摘下帽子拍一张。陈伯达先拒绝，叶永烈劝说后，他同意，摘下帽子，拿起报纸摆姿势。叶永烈拍下这张照片，成了陈伯达最后影像。 这个过程显示叶永烈的机敏，他抓住机会记录珍贵一刻。陈伯达怕冷是主要原因，但那天他破例，可能是对叶永烈的信任。照片中陈伯达表情平静，背景有书架和电视机。这张照片不同于以往，突出老人真实一面。 叶永烈的采访持续多年，每次从上海赶来，记录老人回忆。这不只为写书，也形成一种陪伴。陈伯达晚年孤独，叶永烈成为桥梁，连接过去和现在。 拍照后，叶永烈离开。几天后，1989年9月20日中午，陈伯达吃饭时突发心肌梗塞，去世，享年85岁。当时陈晓农在去河北的火车上，接到电话赶回。遗体送医院保管，几天后在北京八宝山火化，仪式简单，无讣告无悼词，子女出席。 骨灰先放八宝山附近老山骨灰堂，1991年陈晓农夫妇带回福建惠安岭头村老家，安放在出生老屋。公安部通知叶永烈，他从上海赶来，采访陈晓农，了解最后日子，包括陈伯达中秋节写的一首诗，作为绝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