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72年，毛主席大手一挥，免了所有日本战争赔款。日方代表顿感欣喜若狂！面对众人不解，周总理的一番解释，就让大家明白背后深意。 （参考资料：2019-11-04 中国网——周恩来揭秘：毛主席为何决定不向日本索赔） 1972年9月30日，从北京飞往上海的专机上，刚结束历史性访华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周总理什么也没说，只是平静地在纸上写下六个字，递了过去。 纸上是“言必信，行必果”，这句出自《论语》的古训，在万米高空之上，显得分量十足，它既是赠言，也是期许，更是对过去几天激烈博弈的最终注脚，这六个字背后，是一场改变东亚格局的政治大戏。 在田中踏上中国土地之前，中日关系的天空已经阴沉了二十多年，官方往来冰封，可民间的暖流从未断绝，就连田中自己后来也承认，是老百姓为他铺好了路，他只是顺着轨道走上了谈判桌。 不过，这条轨道始终有个巨大的障碍——战后日本的外交，几乎就是美国政策的影子，紧跟华盛顿敌视新中国，不敢越雷池一步。 当时的日本舆论有个生动的比喻，说那些无所作为的首相就像“鸭子戏水”，水面上看着悠闲，水面下的脚却在拼命划，可船就是不动。 谁知，尼克松的秘密访华像一颗巨石砸入池塘，彻底打破了平衡，日本政坛瞬间被巨大的焦虑感攫住，一种“千万别赶不上末班车”的情绪迅速蔓延开来。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田中角荣登场了，他和前任们的“鸭子戏水”完全不同，还没上台就释放出强烈的破冰意愿。 历史的窗口一旦打开，就不会等任何人，北京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1972年7月，田中角荣当选首相，在首次内阁会议上就公开宣布“要加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的步伐”，周总理迅速反应，派中日友协的孙平化和萧向前，借着率上海芭蕾舞剧团访日演出的名义，充当了外交先锋。 周总理的指示很明确：“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为加大力度，几天后他又公开表示，北京机场已准备好迎接日本首相。 如此积极的姿态，换来了日本方面近乎神速的回应，外相大平正芳破例会见孙平化一行，坦言首脑访华是关系到他和田中“政治生命的重大问题”，甚至是“关系日本命运的重大问题”。 紧接着，8月15日，田中首相亲自接见孙平化，正式敲定了访华的决定，一切水到渠成。 9月25日，北京秋高气爽，然而，轻松的寒暄背后，是双方团队连续四场艰苦卓绝的会谈，紧张的气氛，甚至蔓延到了最高领导人的会面中。 当田中一行拜会毛主席时，或许是太过激动紧张，他一进门就提出想先去趟洗手间，毛主席耐心地在原地等他。 等田中拘谨地站到面前，毛主席一句风趣的开场白打破了僵局：“吵架吵完了没有？” 这句话一下就让紧绷的田中松弛下来，连忙答道：“吵完了，吵完了。” 毛主席又转向一旁的外相大平正芳，拿他的名字巧妙地开了个玩笑：“天下太平嘛”，现场的笑声彻底融化了凝重的气氛。 毛主席口中的这场“吵架”，核心除了绕不开的台湾问题，就是战争赔款，这无疑是两国关系正常化中最敏感、最沉重的一环。 可是在最终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里，世界却看到了这样一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这个重大决策，正是由毛主席最终拍板的，周总理后来向内部人员解释了背后的深层考量。 首先，是历史的同理心，中国自己就深受赔款之苦，当年的庚子赔款让每个中国人凭空背负了近一两白银，这些压力最终都转嫁到了底层百姓身上，我们不想让战后正在重建家园的日本人民，也因政府的赔款而加重负担。 其次，则是一种极为务实的判断，周总理提到，根据观察，日本当时对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所谓战争赔偿，基本都是物质形式，而且诚意欠奉，他们常常把国内淘汰的铁路、旧设备翻新一下，就当成赔偿物资送过去。 与其说是赔偿，不如说是清库存，这种做法对中国的实际帮助并不大，与其收下一堆“二手货”，不如展现大国气度，换取更重要的东西，着眼于未来。 于是，难题一一化解，当周总理在专机上，将那幅“言必信，行必果”的书法交给田中时，这六个字就不再是一句空泛的勉励。 它是在郑重提醒日本政府：联合声明中的每一个字，特别是关于台湾问题的承诺，都必须说到做到，并用未来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这既是新篇章的开端，也是一份沉甸甸的契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