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每一次的中美谈判，美国都在切香肠式掏空中方利益，付出的成本都是临时、可撤回的，拿到的利益则是长期可持续的，40多年来，美国已经有一套完整的流程模板，首先，虚空造牌，无中生有，无端指责，先营造氛围把黑锅甩过来，随便找个借口就气势汹汹来找茬。 1985年，日本通产省官员在华盛顿的谈判桌前冷汗直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甩出的301调查报告里，指控日本半导体企业“系统性窃取美国技术”。 当时日本半导体全球市场份额高达52%，但面对美国的关税威胁，最终被迫签订《美日半导体协议》，承诺开放市场并限制出口价格。这一幕，在2018年的北京再次上演——莱特希泽主导的301调查指控中国“强制技术转让”，从500亿美元商品关税起步，逐步升级到2500亿美元的全面施压。 这种“虚空造牌”的戏码，本质是美国精心设计的舆论战。1980年代美国媒体铺天盖地报道“日本机器人抢走美国饭碗”，2010年后则炒作“中国黑客入侵窃取知识产权”。 1979年中美建交时，两国贸易额仅25亿美元。但美国从一开始就埋下伏笔——1980年《中美贸易协定》中，美国坚持保留“选择性保障条款”，为后续限制中国纺织品出口埋下法律依据。到1994年，美国对华纺织品配额种类已达87类，占中国输美纺织品的70%。 这种“渐进式蚕食”在金融领域更显隐蔽。2001年入世谈判中，美国要求中国开放银行业外资持股比例至20%，并在5年内取消地域限制。2019年中美第一阶段协议进一步要求中国允许外资控股证券、基金公司。 这些结构性条款如同嵌入中国经济的“木马程序”，一旦开放便难以逆转。 2020年1月签署的第一阶段协议堪称美国策略的集大成者。中国承诺两年内采购200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能源和制成品，而美国仅同意分阶段取消部分关税。 当疫情导致中国采购未达标时，美国却以“监督执行”为由，继续维持90%的加征关税。这种“承诺刚性、惩罚弹性”的设计，让美国始终掌握主动权。 更巧妙的是协议中的“动态调整机制”。例如，中国加强知识产权执法需接受美国定期审查，而美国关税是否减免却取决于其单方面评估。这种不对等性，使得协议成为美国持续施压的工具。 1949年成立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巴统），曾长期限制西方对华出口高科技产品。冷战结束后，美国又通过《出口管理条例》构建新的技术壁垒。2018年中兴事件中，美国以违反制裁为由，迫使中兴支付10亿美元罚款并接受美方合规监管。 这种技术遏制在特朗普时代达到顶峰。实体清单企业从2017年的24家激增至2023年的1200余家，涵盖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美国商务部甚至出台“芯片四方联盟”，试图构建排除中国的技术供应链。 美国策略的高明之处，在于将关税包装成“可撤回的临时成本”。例如，2018年加征的关税虽导致美国企业成本上升，但通过“关税排除程序”，关键原材料和中间品可申请豁免，实际冲击有限。而中国为换取关税减免做出的市场开放，却成为永久性制度安排。 这种模式在历史上反复验证：1992年中美知识产权协议要求中国修改专利法，2001年入世议定书迫使中国调整国企补贴政策。每次谈判，美国都以短期关税为筹码，换取中国经济结构的长期改变。 莱特希泽在书中揭示了美国策略的本质：“贸易是地缘政治的延伸，必须服务于国家战略。”从WTO争端解决机制瘫痪，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排斥，美国正试图构建以自身为中心的贸易规则体系。 这种战略在特朗普政府时期进一步军事化。2025年美国对多国加征关税时，公然援引《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将贸易问题与“国家安全”捆绑。这种将经济问题政治化的操作，使得谈判不再是利益交换，而成为实力博弈。 面对美国的“切香肠”策略，中国需要构建多层次的反制体系：在法律层面，完善《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在技术层面，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规则层面，积极参与数字贸易、绿色经济等新领域国际规则制定 更重要的是，保持战略定力，避免陷入美国设定的谈判节奏。毕竟，真正的大国博弈，比拼的从来不是一时的妥协，而是制度韧性与战略耐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