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病床上的贺龙听到窗外传来几声猪叫声，他吧嗒吧嗒嘴，对妻子说：“要是能吃一口猪耳朵就好了……”妻子听后落下了眼泪……
贺龙躺在病床上，窗外传来几声猪的哼唧声，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对妻子念叨，这会儿要是能有片猪耳朵解解馋该多好。
薛明眼泪唰地就下来了，攥紧丈夫的手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这时的贺元帅已经被病痛折磨得脱了形，妻子心里比谁都明白，他们相伴的日子正在飞快地溜走。
当年贺家老少提着菜刀闹革命的时候，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条路要付出这样的代价。
贺龙领头冲锋陷阵，父亲带着姐姐弟弟妹妹们也跟着上了战场。
一家子光直系亲属就牺牲了五个，亲妹妹惨死后连尸身都没保住，胞弟更是被敌人活生生蒸死在木笼里。
桑植贺氏族谱里填了三百多个红框框，都是跟着贺龙闹革命搭上性命的忠烈。
1966年秋天，贺龙突然被收了办公桌钥匙。
周总理得知消息，连夜派车把夫妇俩接进中南海西花厅。
贺龙天天趴在窗户边等总理下班，瞅着总理深更半夜裹着寒气进门，后脚跟都带着泥。
他想开口问问外头的情况，又怕耽误总理那少得可怜的休息时间。
安稳日子没过上俩月，西花厅的院墙也挡不住风雨了。
总理攥着贺龙的手嘱咐，先去京郊躲躲清静，等入秋就去接他回来。
可专车开进象鼻子沟就成了断线风筝，贺龙夫妇再也没能收到外界的消息。
关押点三天两头来人找茬，今儿让交代问题，明儿让揭发战友。
贺龙总是一句话顶回去："我的事都在档案里写着！"转头就接着擦他那副旧扑克牌。
最要命的是治病的药给断了，糖尿病硬生生拖成酸中毒，脚脖子肿得连鞋都塞不进。
捱到1969年夏天，贺龙连坐起身都费劲了。
薛明攥着诊断书满医院求人，值班大夫眼皮都不抬："特殊时期收治要批准。"
等到终于住进病房那晚，贺龙突然指着床头柜说："明早买包酱猪耳朵来吧。"
可没等到天亮，监护仪的长鸣声就撕裂了六月的夜晚。
周总理拿到死亡报告时钢笔尖戳穿了纸背。
七年后的平反追悼会上，七十多岁的总理被人搀着走进灵堂，遗体前整整弯了七次腰。
他那身灰呢子中山装的下摆，全叫止不住的泪水给打透了。
现在贺家后人还在桑植种着纪念林，贺晓明把"元帅柚"分给游客时总爱念叨：这橘子品种是老家农科所特培的，老爷子当年就惦记着让乡亲们吃饱肚子。
长沙体育场前年重修跑道，施工队扒出块斑驳的老水泥板，上面"贺龙体育馆"五个红字在太阳底下铮亮——老百姓认准的名字，钉子是钉铆是铆地钉在这城市心口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