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6岁小护士听说日本军医要锯掉赵一曼的腿，心中一沉，她咬咬牙，悄悄变卖了嫁妆，偷了些药品，拎起小皮箱，毅然向病房走去... 韩勇义，出生在辽宁桓仁的一个普通家庭，是家中长女，早年丧父，她与母亲和弟妹一起迁移到哈尔滨，那段艰难的岁月对她的成长有着深远的影响。 韩勇义得到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她考入了哈尔滨市立医院开设的“看护妇养成所”，并于1936年作为见习护士进入市立医院实习。 这时，医院迎来了一个特殊的病人，赵一曼，那个因勇敢抗日而被敌人囚禁的女性英雄，赵一曼在战斗中受伤，被日军带到医院治疗，甚至还想锯掉她的腿，因为她左腿上有24块碎骨，伤口遍布全身。 面对这个病人，韩勇义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作为一个年轻的护士，她曾对赵一曼的抗日事迹知之甚少，只是听过一些报纸上的宣传。 她心中既有敬畏，也有些许胆怯，毕竟在她的成长过程中，赵一曼的形象几乎就是“女魔头”的代名词。 不过，渐渐地，韩勇义发现，赵一曼并不是当局宣传中的那个“坏女人”，她开始意识到，自己再也不能做一个旁观者，赵一曼给了她一种从未有过的力量，让她明白了民族危机时，什么才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贡献。 在赵一曼的影响下，韩勇义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一次，赵一曼在病房里对她说：我们不能永远做亡国奴，我们要把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土地，这句话让韩勇义的心灵深受触动。 她不再是那个只关注自己生活的小护士，而是开始关注大局，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赵一曼告诉她，只有奋起反抗，才可能迎来民族的光明。 赵一曼的身影不断出现在韩勇义的脑海中，作为一个年轻的护士，韩勇义已经不再满足于手术台前的工作，她决定做出更大的贡献，帮助赵一曼逃离日军的魔爪，和她一起加入到抗日的行列中。 在那时，韩勇义深刻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已经不再属于自己，而是与这片饱受战争摧残的土地紧密相连，她再也无法置身事外。 赵一曼的伤势有所好转，但敌人依然将她当作头号目标，面对重重危险，韩勇义决定为赵一曼策划一场冒险的逃亡，她深知，这一次的决定可能意味着一生的改变，甚至可能会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她与赵一曼商量，决定在医院外找到一条安全的逃生之路，为了逃离日军的魔掌，韩勇义通过伪警察董宪勋的帮助，偷偷准备了一切必需的物资。 变卖了自己的嫁妆、筹集了一些资金后，韩勇义购买了医药和食物，并将其藏在赵一曼的床下，她没有将这些事情告诉母亲，怕她担心，甚至谎称自己马上要结婚。 然而，母亲的反应是不可避免的，她以为女儿已经偏离了正轨，母亲的眼泪和不理解让韩勇义痛苦不已，但她知道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不能再退缩。 1936年6月28日晚，韩勇义在董宪勋的帮助下，带着赵一曼悄悄地逃出了医院，逃亡之路布满了荆棘，他们小心翼翼地躲避敌人的追捕。 在医院后门的阴暗角落，二人翻越围墙，迅速登上等候在外的小汽车，小车在雨中疾驶而去，仿佛一只逃脱的野兽，疾驰向远方。 就在他们即将进入安全的游击区时，危机悄然降临，小汽车行驶至阿什河附近时，他们发现横跨河流的桥梁已经被洪水冲垮。 困境中，董宪勋不得不请人抬着赵一曼涉水过河，这一耽搁，让敌人的追击渐行渐近，就在韩勇义和赵一曼希望能得到一线生机时，远处的马蹄声打破了寂静，一股不祥的预感迅速袭来。 随后的情况更为严峻，三人被敌人发现并被围捕，面对即将扑来的敌人，赵一曼沉着冷静，嘱咐大家不必慌乱，她的冷静和勇气让韩勇义深受鼓舞，尽管她内心也充满了恐惧，但她在赵一曼身上看到了无畏的力量。 被捕后的韩勇义被带到哈尔滨伪警察厅，敌人对她进行了残忍的审讯，她遭受了严酷的酷刑，包括“上大挂”、用烟头和炭火烧伤她的胸口和脸部，甚至施用电刑。 但韩勇义从未向敌人屈服，始终保持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在审讯室里，她坚定地表达了自己对抗日的信念。 在监狱中，韩勇义继续忍受着酷刑和极度恶劣的环境，监狱里，犯人们为了争取更好的生存条件，常常进行绝食抗议。 在这些艰苦的岁月里，韩勇义不仅没有失去对革命的信心，反而在监狱里变得更加坚定，她心中明白，自己所做的一切并非徒劳，虽然暂时身陷囹圄，但她的信念未曾动摇。 最终，韩勇义被判四个月有期徒刑，出狱后回到了呼兰县，然而，她并没有完全恢复自由，依然受到伪警察的监视，尽管如此，韩勇义的生命中充满了革命的火焰。 1945年，日本投降后，韩勇义继续参与革命工作，担任翻译并在苏军进驻东北后积极支持抗日事业，可是，因长期遭受酷刑的折磨，她的健康急剧恶化，旧疾复发，不久后她在1949年2月12日去世，年仅2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