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贺鹏飞中将亲自拜托徐增平一件事：我要你帮我买一件东西 “1997年12月18日凌晨两点，北京西直门外一处家属院——‘徐老板，我这回来，只说一句话：替咱们买艘船，去乌克兰。’”一句压低了嗓门的话，把刚下飞机的徐增平彻底惊醒。对面的人，他当然认识：海军副司令员贺鹏飞，中将军衔，贺龙元帅的独子。 贺鹏飞开门见山，没有寒暄。他指的是那艘在黑海岸边被风吹了六年的“瓦良格”号半成品航母。徐增平做过十三年兵，退伍后在香港闯荡商海，早已猜到“那件东西”不会是普通货。可是，买航母？他还是倒吸一口凉气：“贺司令，我是做生意的，可这买卖也太大了吧？” 对于突然的请求，徐增平没有马上答复。三个小时后，天色微亮，他驱车回到酒店。北京的冬夜凛冽，他脑子里却反复跳出一句话——航母，这可是几代海军人的梦想。思来想去，他拨通了贺鹏飞的电话，只说了两个字：“干！” 要理解徐增平的痛快，需要把视线拉回四年前。1993年夏天，“银河号”远洋货轮在波斯湾遭美国军舰无礼围堵，海上通信被切断，船员顶着45摄氏度高温守船二十多天，身心俱疲。那场屈辱的僵持，像一块烙印，深深刻进了每一名中国海军军官的心里。贺鹏飞后来回忆当时的感觉，“憋气，真憋气”，没有舰队在场，凭什么同人家叫板？ 再往前推，1991年苏联解体，新独立的乌克兰继承了80%完工的“瓦良格”号。没有钱，没有技术，也没有意愿继续造下去，乌方索性把船摆上货架，从4亿美元喊到20亿美元，举世皆惊。中国高层曾经认真讨论过，但财政、外交压力扑面而来——那时我们还在“先发展经济”的关键节点。结果是审慎后撤回：官方不出面。 换句话说，“瓦良格”成了孤儿，而中国海军只能干着急。贺鹏飞不甘心。1995年，他悄悄派人到尼古拉耶夫造船厂看过船况，回报说：外壳还行，内部设备被拆得七七八八，剩一副骨架。可这已经够了，至少船体线型与库兹涅佐夫级核心设计全部在。贺鹏飞随即向军委递过报告——“以前没人卖，以后更不会有人卖，这次不拿下，我毕生遗憾。”文件送上去，又石沉大海。他把话憋在心里，一憋就是两年。 1997年底，机会忽然冒出来。乌克兰财政吃紧，决定把“瓦良格”当废钢处理，只要买家是民用公司、用途与军事无关，价格可以大幅下调。条件很苛刻：不得航行武装化，不得公开军事用途，费用一次付清。对任何政府来说，这都是烫手山芋；对私人商人，却多了几分腾挪空间。贺鹏飞盯上了徐增平——这位山东汉子退伍当兵，情怀、胆识兼备，还在香港注册有多家国际贸易公司，名义多元，最适合“第三方民事收购”。 谈判过程跌宕。乌克兰要价2000万美元，并附送全套图纸。“航母改旅游娱乐中心”——徐增平拿出的方案听上去夸张，却巧妙避开了国际政治雷区。更机智的是，他坚持把28万个零件的20吨图纸同时买下，理由是“装修时要参考原设计，不然没法布置游乐设施”。乌方技术官员心照不宣，只字未提军用字眼，盖章成交。 签约那天是1998年3月19日。文件刚落墨，徐增平立即把图纸封箱，连夜装车，大使馆协助办理外交邮袋手续，先运北京，再转大连。八辆卡车驶出港口时，飘着细雪。徐增平回头瞅了瞅码头，心里一句话：图纸先到家，船壳慢慢拖。 真正的难题才刚开始。要把长306米、满载排水量近6万吨的庞然大物，从黑海拖到大连，需要穿越达达尼尔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直布罗陀、好望角，全程1.4万海里。更要命的是，土耳其政府以“影响海峡通航安全”为由，迟迟不给通行许可证。美国又在背后敲锣打鼓，拉欧盟“关注”。拖船、保险、港口泊位，所有成本直线上涨，徐增平每过一天就多搭一笔钱。香港办公室的财务账目像脱缰的马：拖轮租金、船员工资、临时保安……徐增平后来自嘲：“当时真有种烧纸钱的感觉。” 海峡漫长扯皮整整一年，直到2001年11月，土耳其才松口开了48小时通行窗。贺鹏飞那时已重病在身，但仍打电话到香港，声音沙哑却铿锵：“只要过了海峡，咱们就赢一半。”徐增平挂断电话，有些鼻子发酸。他没想到，这竟是二人最后一次通话。 2001年3月28日，贺鹏飞突发心梗去世，年仅55岁。母亲薛明在遗体旁轻抚额头，“鹏飞，你答应我见到大船回来，可还没兑现呢。”在场所有人心口一紧，却没人敢多言。 2002年3月3日清晨，大连港雾气弥漫，“瓦良格”号披着铁锈，缓缓靠上码头。两年八个月，拖行2万多公里，舵叶几近报废，甲板上落满海鸥羽毛。徐增平站在岸边，摸出一支没点燃的香烟夹在唇间，愣愣看着这艘“铁孩子”。旁边的技术员悄声提醒：“徐总，船到家了。”他这才低头，看见手指抖得厉害，烟灰簌簌落下。 海军工作人员上船验收时，甲板钢板厚度保持良好，隔舱强度符合预期，核心走线完整标记……那一刻，没有礼炮，没有红地毯，一切低调到极致。可大家都知道，属于中国的第一条大甲板终于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