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敢信吗？1949年11月14日那天，重庆歌乐山的风特别冷，29岁的江竹筠被押出去的时候，手里攥着一块皱巴巴的布，布里面包着半块没吃完的红薯——那是她前一天想留给儿子的。 这时候她的娃才3岁，叫彭云，还不知道娘这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 说起来江姐这辈子，就没享过几天福。1920年生在自贡，家里穷得耗子都懒得串门，爹早逝，娘带着她打零工糊口。可这姑娘倔啊，别的丫头早早嫁人，她非缠着娘要上学，白天帮人缝补，晚上就着油灯啃书本，硬是靠自己考进了学校。1939年入了党，那股子劲更足了，跟彭咏梧结婚后，俩人扮夫妻搞地下工作，接头、送情报，好几次差点被抓，她总说“怕啥？咱们干的是正事”。 1948年彭咏梧牺牲，她擦干眼泪接着干，谁都劝她躲躲，她只说了句“他没干完的，我得替他干完”。后来被捕，狱里的酷刑听着都头皮发麻，竹签钉进手指，血肉模糊，敌人吼着“说不说”，她就骂“你们这群狗东西，休想”。直到牺牲前，她托人带了张纸条出来，上面写着“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彭云）就送给你了，盼教他好好学习，长大了做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那个接下这担子的，是彭咏梧的原配妻子谭正伦。说起来这女人是真了不起，自己有俩娃，再加个彭云，三口人挤在小破屋里，靠缝衣服、糊纸盒过日子。彭云小时候懂事，知道家里难，从不吵着要零食，放学就帮着带弟弟，晚上趴在炕桌上写作业，煤油灯熏得鼻子都是黑的，可成绩永远是班里第一。 1964年，彭云拿着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录取通知书回家，谭正伦摸着通知书哭了，“你娘要是在，该多高兴”。毕业后他留校当老师，讲台前一站就是十几年。1978年，国家刚开始选派留学生，他凭着硬实力拿到名额，去了美国读博士。那时候不少人说“烈士的儿子咋跑国外去了”，可他心里清楚，娘当年说的“对国家有用”，不一定非得守着一块地方。 如今彭云定居美国，听说还常跟国内的科研机构合作，带过不少年轻学者。有人问他后悔吗？他说“每次看到国内的发展，就想起我娘在狱里说的，‘我们流血，就是为了他们能过好日子’，现在日子过好了，我做啥都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