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革命烈士高捷成从百川钱庄带走了两万银圆，随着红军离家后再也没有回去过，他走后，钱庄的人很快找上家门，逼家人代还债务。 1932年春，高捷成在漳州百川银庄账本上写下了一笔“特殊支出”，金额是二万二千五百银圆，这笔巨款的用途，在账面上没有明说，对外账簿照常流水，内部却多了一道隐秘的空白。 高捷成是银庄的出纳，出身于漳州一个商家家庭，父亲高添木经营鞭炮生意，高捷成聪明，是族中第一个考入厦门大学的人，攻读经济专业，他一度被视为高家转型新学的希望。 “九一八”事变后，高捷成正在上海一家银行实习，他白天做账，晚上偷偷贴反帝标语，最终被捕入狱，在牢中接触到中共地下组织，思想开始发生转变。 他出狱后未再回大学，而是返回家乡漳州，在百川银庄继续任职，他一边记账，一边秘密联络闽南游击队，协助筹措粮饷。 当地武装当时处境艰难，物资短缺，医疗匮乏，一次密会后，他决定从银庄账上支取巨额资金，并以房产抵押方式变现，购入粮食与药品，再通过密林中小道送往游击队驻地。 这笔支出没有经过父亲和任何家族成员的同意，他把责任全部扛下，知道一旦事情暴露，将给高家带来难以承受的后果。 几周后，账目漏洞终究被银庄宗主高开国察觉，追查至高家，高捷成早已随红军离开漳州，去向不明，只留下几行字交代此行是为国效命，暂无法回家。 债务就此落在了家中，银庄催账不断，债主陆续上门，高添木终日奔走，翻查账本，证实儿子确实动用了银庄巨款，他没有推脱，也无力辩解，只得变卖田产，典当首饰，偿还部分本息。 堂叔们多次开族会，要求高家担责，拒绝退让，高蔡宝年纪轻轻，刚生完孩子不久，丈夫失踪，她便扛起了家中重担，白日帮人洗衣、夜晚糊火柴盒，贴补微薄家用。 1934年底，红军被迫长征，高捷成将印钞器材和账册打包捆紧，随部队穿越草地雪山，路途艰难，他常用背篓驮着会计工具，昼夜兼程，有时饥寒交迫，他靠干硬的窝头和皮带充饥，但始终不放下账簿。 苏区条件艰苦，他设计出一套符合战时实际的会计制度，推行凭证三联单与统一账本规范，最大程度减少浪费与漏洞。 1939年，他在太行山一处废弃羊圈里筹建印钞工坊，成立冀南银行，他带领一支印钞小队，在简陋的石室中使用手摇油印机刻版印钞，他们用锅灰调墨，用麻纸作底，经常深夜转移设备，防止日军扫荡发现，他长期身穿灰布衣，混迹于民间，了解边区物价，掌握兑换需求。 冀南币起初无人接受，但在合作社逐步实现流通，换得盐巴粮食，稳定边区民心，冀南币的信用，来源于战区物资储备与组织调度，而不是金银担保。 1943年5月，冀南银行遭日军袭击，高捷成组织销毁全部文件资料，撤离时发现刚转运来的切纸机尚未转移，他毅然返回打谷场，将设备推倒掩入草堆，撤退途中中弹倒地，失血过多，不治身亡，消息传回漳州，高蔡宝久久未能接受。 此后六年，她坚持偿还余下债务，不曾改嫁，也不曾向银庄讨情分，她将高捷成写给高开国的信藏于衣箱夹层，信中写明，所欠之债，待国家安定，必分文不欠。 1949年，解放军南下，漳州解放，那年深秋高家用最后一笔积蓄，将所欠银庄的本金与利息全部清偿，完成了高捷成未竟之诺。 这份沉重的承诺，随着高家的举债清还，随着冀南银行并入新中国金融体系，也被深深嵌入了祖国的经济血脉中。 信源：抗日战争纪念网——中国红色银行的奠基者高捷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