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一个知青在看钱学森的论文时，发现方程推导错了，就给钱学森写信，谁知钱学森不仅回了信，还说：“感谢您指出我的错误！” 1964年，新疆的冬天如常般寒冷干燥，乌鲁木齐夜里的风吹得人脸发麻，郝天护在兵团的宿舍里，穿着厚重的棉衣，蹲在煤油灯下，翻看一叠从北京寄来的旧杂志，这是他每个月最期待的时刻，哪怕只有一两本书刊，也足以让他在漫长的边疆生活中找到些许精神的寄托。 他翻到一本《力学学报》，其中一篇文章尤其引起了他的注意，署名人是钱学森，这位科学家，在当时几乎就是中国科学界的代名词，他回国后不久，中国的导弹技术便迎来了突破，这样的名字出现在封面上，本就令人肃然起敬，但郝天护关注的不是署名，而是文章内容本身。 他原本只是想学习一下新的推导方法，结果越看越觉得别扭，文章中一个关于空气动力学方程的推导，在他看来跳跃过快，逻辑有些断裂，他不敢贸然下判断，而是放下杂志，拿出草稿纸，开始逐步推演，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的屋子里没有取暖设备，只有一只小炉子，燃烧着有限的煤块，他的手冻得红肿，却还是一笔一划地写下每一步演算。 他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反复验证，甚至去图书馆查阅资料，也找不到支持那种推导方式的依据，最终，他不得不接受一个大胆的结论：那篇署名钱学森的论文，可能在某个关键步骤上存在错误，这个结论让他既紧张又不安，他是一个刚从新疆农学院毕业不久的青年，虽然对理论力学有浓厚兴趣，但远不能和国家顶尖科学家相提并论，更何况，对方是钱学森。 可他始终没有放下这件事，他不是出于争强好胜，而是觉得，如果连科学中发现错误都不能指出，那它就不再是追求真理的事业了，他开始动手写信，没有任何修饰，只是清晰地列出自己的推导过程，说明问题所在，他用的是最普通的信纸，写完后反复检查，才贴上八分钱邮票，寄往北京。 信寄出后，他继续过着兵团的日子，教书、种地、检修农机，他没有抱太大希望，毕竟对方身份太高，或许根本不会理会一个无名之辈的质疑，但大约一个月后，他在技术科接到通知，邮局有一封挂号信等他签收，他赶去一看，信封上的落款赫然写着：“钱学森”。 那一刻，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打开信封，看到里面写满了工整的字迹，钱学森在信中没有任何回避，第一句话就是感谢他指出了论文中的错误，信中不仅详细回应了公式的推导问题，还鼓励他将自己的推导过程整理成论文，投稿给《力学学报》。 郝天护将信带回宿舍，一遍遍地读，他的同事们渐渐知道了这件事，有人感到惊讶，有人甚至带着几分羡慕地说他“撞了大运”，但他清楚，这不是运气，而是一次踏踏实实的学术探讨得到了真正的回应，他按照建议开始整理自己的推导过程，再次反复演算、誊写，最终形成了一篇正式的论文稿件，寄往《力学学报》的编辑部。 起初，编辑部对这篇文章持保留态度，他们犹豫的原因不难理解：一篇指出钱学森错误的论文，来自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风险不小，但很快，钱学森亲自出面写信推荐，说明问题确实存在，支持这篇文章的观点，并表示愿意承担责任，正是他的这份态度，让编辑部重新审视了这篇稿件。 1966年，这篇文章终于刊登在《力学学报》第九卷上，题目是《关于土动力学基本方程的一个问题》，作者署名“郝天护”，单位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篇文章虽然篇幅不长，但意义重大，它不仅修正了一个重要的公式，也让学术界见证了一种少见的学风——权威并非不可质疑，真理不因身份而改变。 郝天护并没有因此一跃成名，他继续在新疆教学，后来进入清华进修，几十年如一日地研究固体力学，他也曾在国外学术机构担任职位，却始终保持低调，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科学讲的是对错，不是地位，”这句话，不是他发明的，但却是他用一生践行的信条。 这件事的珍贵，不仅在于郝天护的坚持，更在于钱学森的回应，在那个年代，很多人将科学家视为权威象征，错误几乎不被允许承认，但钱学森没有回避，更没有摆出架子，他用实际行动告诉人们，科学的力量不在于权威的无懈可击，而在于对错误的坦诚修正。 当年的那封信，如今被收藏在钱学森图书馆，成为展览中最受关注的展品之一，信件的内容并未完全公开，但“感谢您指出我的错误”这句话，早已被各类文章引用、传颂，它成为无数青年科研者心中的灯塔，也是一种值得被代代传承的学术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