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著名女作家沉樱正怀3胎时，得知丈夫把全部家当了3万块，拿去给戏子赎身，她不哭不闹，留下字条，丈夫却怒吼：“拿孩子来要挟我？我可以再生！” 1942年的一个夜晚，重庆郊外，一位女子在昏暗灯光下写完一张字条，轻轻放在桌上，字条上的字迹并不潦草，却写得极快，写完，她收拾好两个年幼的孩子，在细雨中推门而出，脚步坚定而沉默，这位女子名叫沉樱，此刻她已怀着第三胎，却毫无犹豫地离开了生活七年的家，她留给丈夫梁宗岱的，除了那张字条，还有一个失去了妻子、孩子和家庭的空屋。 沉樱和梁宗岱的结合，曾是一段被文坛赞誉的才子佳人之恋，沉樱出身书香之家，自小爱读鲁迅、茅盾的作品，年轻时便以犀利敏锐的文字在文坛崭露头角，她擅长描写女性的心理与情感，被称为“新时代的才女”，而梁宗岱则是诗人、翻译家，曾留学法国，思想前卫，文笔优雅，他早年翻译的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和德国哲人歌德的作品，受到学界高度赞赏。 在那个新旧文化交替的时代，他们的相识仿佛是命运安排，两人因文学结缘，因思想共鸣而走到一起，婚后的生活并不富裕，却也充满理想主义的光亮，他们在一起讨论诗歌、翻译作品，也一起为生活打拼，沉樱暂时搁置了写作，把心力放在家庭和两个女儿身上，而梁宗岱则继续在学术和创作的道路上前行。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裂痕悄然生长，沉樱逐渐发现，丈夫对家庭的关心越来越少，他心中始终存有一段未竟的故事，那是他年轻时在法国的恋情，那位法国女子在他内心深处留下了永远无法替代的位置，而沉樱，尽管才情并茂，却始终被放在了现实角色的位置上，被要求做一个“好妻子”，而非一个独立的作家。 抗战爆发后，生活的重担陡然加剧，他们辗转搬迁，最终落脚重庆，沉樱变卖首饰、精打细算维持家用，心中却仍怀着为这个家庭奋斗的信念，梁宗岱却在这个时期，做出了一件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情。 那一年，他因父亲去世回广西奔丧，途中路过桂林，在那里，他观看了一场粤剧演出，台上的花旦甘少苏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得知她曾被一位军官强行占有，生活悲惨，便产生了强烈的同情之心，几乎没有太多犹豫，梁宗岱便用家中全部积蓄三万元，将甘少苏赎了出来，这笔钱，是他们一家多年的积蓄，是沉樱为两个孩子未来所作的全部准备。 梁宗岱不仅没有为此事感到愧疚，反而将其视为一种“救赎”，一种道德上的“义举”，他甚至打算将这位刚刚赎回的女子安置在自家中长期居住，对沉樱而言，这不仅是经济上的打击，更是情感上的巨大背叛，她曾试图冷静地沟通，想要挽回即将崩塌的家庭，但梁宗岱已完全沉浸在自己的理想主义中，听不进任何现实的声音。 当她意识到已经无法说服丈夫，甚至无法让他正视家庭的处境和孩子的未来时，她做出了那个晚上的决定，她没有争吵，没有哀求，只是带着两个孩子离开，直到走出门，她才真正清楚自己其实还怀着一个未出生的孩子。 1943年，沉樱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生下了儿子，她为他取名梁思明，寓意“思而明之”，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她重新拾起搁置多年的笔，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以微薄的稿费支撑一家人的生活，她拒绝一切来自前夫的帮助，也不愿再与他有任何联系。 几年后，沉樱带着三个孩子以及年迈的母亲辗转前往台湾，在那里，她靠教书和翻译作品逐渐站稳了脚跟，她的翻译文字优雅清晰，尤其是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子的来信》，成为台湾文学界公认的经典版本，沉樱用自己的才华和坚持，一点一滴地重建了人生的尊严。 而梁宗岱，继续留在大陆，从事文学研究，他与甘少苏短暂成婚，但这段婚姻并未带来他想象中的温情与理解，甘少苏文化水平有限，无法理解梁宗岱的精神世界，两人始终未能真正契合，晚年的梁宗岱开始尝试修复与子女的关系，尤其是他从未见过的小儿子梁思明，他辗转通过朋友试图联系沉樱，请求能见上一面。 1972年，沉樱在美国收到了这封请求的信，她没有拒绝回信，但信中语气坚定冷静，她坦言，梁宗岱在文学上曾给予她启发，但在情感上，他们是“怨偶”，她不愿再见，也不希望再回忆，信的结尾，她写下：“往事已成灰烬，何必再掀风波，” 1983年，梁宗岱在广州去世，终年80岁，次年，沉樱得知消息，只是沉默了一会儿，随即又回到翻译工作中，她没有公开表示哀悼，也没有安排孩子们前去吊唁，她只是继续生活，继续创作。 1988年，沉樱在美国病逝，临终前，她将一本雪莱诗集交给女儿，那是梁宗岱早年送她的礼物，她轻声说，这是孩子们父亲唯一值得纪念的东西，没有怨恨，也没有宽恕，只有一份超越情感的冷静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