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在南海做深潜试验时，顺道回了趟家，看望自己的母亲，谁知95岁高龄的老母亲，望着多年未见的儿子，竟然说不出一句话来。 黄旭华出生在广东汕尾的一个小渔村里，家里一共有八个孩子，排行老七。父亲是村里的一名赤脚医生，收入微薄，仅够糊口。母亲是个勤劳朴实的农妇，操持家务，相夫教子。 尽管生活清贫，但黄旭华从小就表现出对知识的强烈渴求。他常常借来哥哥们用过的书本，废寝忘食地阅读。然而，村里穷，没有像样的学校。为了上学，他不得不步行数里，到邻村去读私塾。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战火很快波及到汕尾。为了躲避炮火，黄旭华随家人逃难，辗转于揭西、梅县、桂林等地。那时，他们有时躲在防空洞里，有时躲在山洞里，有时甚至在田间露宿。 尽管如此，黄旭华的求学之心从未泯灭。无论条件多么艰苦，他都会想方设法去上学。有一次，日军的轰炸机突然出现，同学们四散逃命。而黄旭华却趁乱抢救了几本来不及带走的课本。 战争的残酷，让黄旭华幼小的心灵饱受创伤。他亲眼目睹日军的暴行，也亲身经历颠沛流离的苦难。一个想法在他心中渐渐萌发：我长大了，一定要为国家做点什么，不能让老百姓再受苦了。 1945年，抗战终于胜利了。20岁的黄旭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国立交通大学，学习造船。要知道，那时的中国，制造业基础十分薄弱，造船业更是几乎空白。 但是，黄旭华却敏锐地意识到，新中国要真正独立自主，必须发展海上力量。没有强大的海军，就没有制海权。而海军的核心装备，莫过于潜艇。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学好本领，将来为国家建造潜艇。 在大学期间，黄旭华刻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业余时间，他还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毕业后，黄旭华被分配到上海的江南造船厂工作。在那里，他参与了中国第一艘国产潜艇的设计和建造。虽然那只是常规动力潜艇，但黄旭华却从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进一步坚定了他投身核潜艇事业的决心。 1958年，一纸调令，把黄旭华从上海召到北京。召见他的领导神秘兮兮，语焉不详。 “我明白。”黄旭华打断领导的话，“保密工作，我义不容辞。”就这样，年仅34岁的黄旭华，走进了中国核潜艇研究的大门。从此，他的名字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亲友也无法得知他的下落。直到30年后，他的事迹才首次披露。 刚开始研制核潜艇时，中国基本上是一穷二白。没有图纸，没有资料，没有经验，一切只能从零开始。黄旭华和战友们来到一个偏僻的海岛上，住在简陋的工棚里。岛上连淡水都没有，只能用海水洗澡。 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大家从基础理论学起，夜以继日地工作。黄旭华常常通宵达旦，靠着两包烟和一壶浓茶，计算到天亮。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他们甚至想方设法搞到了美国核潜艇的儿童模型，小心翼翼地拆开，揣摩里面的构造。 就在黄旭华埋头苦干的时候，不幸的消息传来。1962年，他的父亲病逝。然而，由于事关国家机密，黄旭华既不能回家奔丧，也不能告诉家人自己在哪里。 望着大海的方向，黄旭华泪如雨下。他知道，自己成了“逆子”，愧对父母。但是，他更清楚，肩上的重任不容有失。唯有将悲痛化作力量，才对得起父亲的养育之恩。 就这样，整整12年过去了。1970年12月，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终于建成下水。当五星红旗在潜艇塔顶升起的那一刻，黄旭华热泪盈眶。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失败打击，都在这一刻化为欣慰与自豪。 “总设计师，我们成功了！”同事们抱头痛哭。是啊，他们用青春和汗水铸就了共和国的新盾，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力更生的新篇章。那一刻，没有军功章，没有鲜花掌声。但黄旭华心里明白，此生无悔入华夏。 尽管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黄旭华和他的团队并没有止步。在随后的岁月里，他们继续夜以继日地工作，一次次刷新核潜艇的航速、深度和航程纪录。也只有在偶尔路过家乡时，黄旭华才能匆匆去看望年迈的母亲。 直到1988年，64岁的黄旭华才有机会长时间回家。当他出现在阔别30年的家门口时，老母亲一度难以相认。摸着儿子布满皱纹的脸，老人家喜极而泣：“儿啊，你总算回来了。妈妈好想你啊。” 从一线退下来后，黄旭华并没有闲着。他成立了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19研究所，培养新一代核潜艇人才。闲暇时，他还去学校和社区做科普讲座，给孩子们讲核潜艇的故事，点燃他们热爱科学、报效祖国的梦想。 采访中，一位记者问黄旭华：“您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值吗？”黄旭华想了想，为了国家，他牺牲了与父母团聚的机会。可他无怨无悔，因为他明白，自己选择的是一条光荣而艰难的道路。
信息来源：人民日报——清澈的爱只为中国｜“中国核潜艇之父”的深潜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