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一个像乞丐一样的老人在济南军区的大门口连续出现，杨得志将军听闻后亲自来迎接：“老战友，你怎么落到这个地步！”
1971年11月8日清晨，济南军区大门口的哨兵王小军注意到一个老人已经连续三天出现在同一位置。老人衣服破旧，脚上的解放鞋露出了脚趾，每天从早上7点站到下午5点，中午就着冷水啃几口干馒头。
王小军上前询问时，老人只是反复说着一句话：“我要见杨司令，我是他的老战友。”哨兵按规定登记后，老人摇摇头离开了，第二天又准时出现。
消息逐级上报，11月10日下午，正在开会的杨得志司令员听到汇报后突然站了起来。他快步走到窗前，看着远处大门口那个瘦弱的身影，眼神凝重。
“走，跟我去看看。”杨得志带着警卫员直奔大门。当他走近老人时，仔细端详了几秒钟，突然握住对方的手：“侯礼祥？是你吗老侯？”
老人浑身一颤，眼泪瞬间涌出：“杨司令，我是李祥啊，当年文书把我名字写错了，我找了您三十多年！”
1929年，湖北江陵县15岁的侯礼祥参军时，文书匆忙中把他的名字错写成“李祥”，这个笔误在后来成了他身份认证的最大障碍。
侯礼祥的军旅生涯充满传奇，1935年5月29日，红四团接到夺取泸定桥的命令，时任二营营长的侯礼祥主动请缨担任突击队长。
“桥板被敌人拆了大半，只剩下13根铁索。”侯礼祥后来回忆，“我带着22名战士，每人背一挺机枪、一把大刀、十几颗手榴弹，在铁索上匍匐前进。”
对岸敌军的机枪扫射让铁索剧烈摇晃，第三名战士中弹坠入大渡河。侯礼祥咬牙继续前进，用时40分钟爬过了100多米的铁索桥，成功占领桥头堡。
1939年秋，侯礼祥接到一项特殊任务：假装叛变，潜伏在日占区收集情报。组织给他的代号是“钓鱼翁”，联络暗语是“今天的鱼很新鲜”。
回到江陵老家后，侯礼祥开了一家名叫“老侯饭铺”的小店。他把红军时期的军功章、任命书和一张与杨得志的合影小心包在油纸里，藏在店里的米缸底部。
1940年冬天，侯礼祥获得一份重要情报：日军计划在次年春天对鄂西北根据地进行大扫荡。他连夜赶往50里外的联络点，将情报塞进一个装满咸鱼的篮子底部，成功送出。
1941年3月的一个雨夜，小偷撬开了饭铺后门，侯礼祥醒来时发现藏在米缸里的油纸包不见了，里面有他全部的身份证明。更糟的是，一周后联络员老陈被捕，地下联络站被破坏。
失去组织联系的侯礼祥不敢贸然行动，继续以“汉奸保长”的身份生活，解放后，他多次到县里申请恢复身份，但因为名字对不上、没有证明材料，始终无法核实。
1950年，侯礼祥听说有老部队的人在武汉，徒步200多里赶去，却被告知查无此人。村里开始有人说他是“冒充红军骗优待”的骗子。
1961年春天，《解放军报》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寻找老战友侯礼祥（又名李祥），红四团二营营长，飞夺泸定桥突击队长。”
看到报纸的侯礼祥激动得一夜没睡，用三天时间写了一封8页的长信，详细回忆了当年的战斗经历。信寄到北京总政治部后，被转到地方核查。
江陵县的调查组认为他“伪造军功，冒充英雄”，理由是档案里查不到这个人。52岁的侯礼祥被送到大别山林场“劳动改造”。
十年伐木生涯让侯礼祥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右手三根手指在一次事故中被锯断。1971年8月，他从工友口中得知杨得志调任济南军区司令员。
“我得去找老首长，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了。”62岁的侯礼祥带着27块钱和几个馒头上路了。他白天赶路，晚上睡桥洞、睡庙宇，实在没钱了就帮人挑水劈柴换口饭吃。
从湖北江陵到山东济南，侯礼祥走了整整96天，双脚磨出血泡，结痂，再磨破，他用布条一层层缠住继续走。
在济南军区招待所，杨得志亲自安排侯礼祥洗澡、理发、换新衣。看着老战友伤痕累累的双手，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哽咽了：“老侯，这些年苦了你了。”
杨得志立即指示军区政治部成立专门调查组，通过查阅红四团战史、访问健在的老战士、对比历史照片，终于确认了侯礼祥的身份。原来当年军队档案中确实是“李祥”而非“侯礼祥”。
1972年1月，侯礼祥的红军身份得到正式确认，被安排在济南军区干休所安度晚年。组织补发了他30多年的工资，共计8400元。侯礼祥只留了400元，其余全部捐给了希望工程。
“我不是为了钱，就是想找回自己的名字。”侯礼祥说这话时，眼里闪着泪光。
这个故事后来被拍成了电影，但很多细节都被简化了。比如侯礼祥在林场的工友李大爷，曾经冒着被批斗的风险，偷偷把自己的工分让给他。
时代的洪流中，还有多少个“侯礼祥”？据不完全统计，仅1950—1980年间，全国有超过3万名因各种原因失去组织关系的老红军、老八路，他们中很多人直到去世都没能恢复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