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沈阳军区调来了一名副司令员，因为带个“副”字，军区个别干部根本不重视，甚至都不打算准备欢迎仪式，而开国上将陈锡联听说后，愤怒地质问道：“真是胡闹，你们知道他是谁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972年夏天，沈阳军区干部部门接到通知，一位新调任的副司令员即将到任。
看着任命状上“副司令员”的头衔，少数机关干部没有特别重视，甚至准备简化欢迎流程。
时任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得知此事后十分生气，立即进行干预。
他严肃地质问负责干部：“你们这是胡闹，知道他是什么人吗？分量有多重？”这才让组织部门重新调整方案，按高规格安排迎接。这位让陈锡联如此重视的新副手，就是老资格的战将杨勇。
杨勇的到来为何在沈阳军区引起这样的波澜？
这与沈阳军区当时肩负的重任和陈锡联此前的作为密不可分。
时间回溯到中苏关系紧张的五十年代末，陈锡联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于1959年秋天从炮兵岗位转任沈阳军区司令员。
面对东北漫长边境线上的复杂局势，他上任后的头等大事就是摸清家底。
他与当时的一位副司令员曾思玉搭档，花了大量时间实地考察，跑遍了涵盖东三省以及内蒙古东部四个盟市的124万平方公里防区。
每一处边防哨所、要塞点位，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详尽掌握了这片广阔区域的设防情况。
摸清情况后，陈锡联把精力投入到边防的硬实力建设上。
辽东半岛方向，他将原来的守岛部队升级为要塞区，投入极大资源进行工程建设。
大量兵力投入到坑道挖掘、碉堡浇筑和各类工事的修建中，工程规模非常庞大，消耗的水泥量就是个天文数字。其中修建的抗核爆地下指挥所最为坚固。
这些工程极大地夯实了北部边境的安全根基。
在南方台海方向同样不平静。1962年，东南沿海局势陡然紧张，蒋介石部队频繁袭扰。
中央决策予以坚决回击。陈锡联立即响应，抽调三个高炮团星夜南下驰援福建前线。
部队移动路线和隐蔽手段都经过精心设计，主要利用夜间行军，白天则选择隐蔽地点休整，就是为了避开对手的空中侦察。这种高度警惕、高效机动的部署，展现了军区部队的良好素质，也为前线遏制态势起到了关键作用。
陈锡联非常注重部队战斗力的日常锤炼。1964年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他不满足于文件传达，直接把该教学法的创始人郭兴福请到沈阳，进行多场实战化训练演示。
从单兵战术动作、小组协同到武器运用，都要求指战员反复磨练至精熟。
当年夏天的大练兵大比武中，沈阳军区的官兵们表现亮眼，成绩突出，这与平时严格务实的训练是分不开的。边防线上，战士们在复杂天候下的射击等技能也都练到了很高的水准。
说到边防，1969年春天发生在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事件，是对陈锡联和沈阳军区的一个严峻考验。
面对苏军挑衅越界，上级的指示既要维护国家主权进行必要反击，又要严格控制冲突规模防止事态升级。一线官兵情绪激昂，有些战士对不能“追着打”产生疑惑。
陈锡联始终坚持大局为重，强调军事行动必须服从政治外交的需要。
在他的指挥下，边防部队精准有力地打退了入侵者，成功完成了保卫国土和避免局势恶化的双重任务。当时那种压力，可想而知是巨大的。
正是源于沈阳军区在应对南北两个战略方向威胁时所承担的极其繁重、压力空前的战备任务，陈锡联深知一位得力助手的重要性。
当1972年中央军委决定派杨勇担任军区副司令员时，这无疑给他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然而军区机关的一些同志，对杨勇资历之深、影响之大缺乏充分了解。
杨勇早年就是解放军高级将领，抗战时期已经是八路军主力旅的政委，建国后不久即担任过北京军区司令员，更是1955年共和国首次授衔时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将领之一，战功赫赫。
当时有人认为，让这样一位资深的上将给同为上将的陈锡联做副手似乎不妥当，这种想法直接影响了初期迎接工作的安排。
陈锡联则完全没有这种顾虑。他了解杨勇的份量，更清楚在当前军区重担下，能得此将才相助对东北防务的重大意义。
当他得知个别部门简化迎接的打算后，立刻予以严厉纠正，要求必须高标准接待。这应了那句老话：好钢用在刀刃上，好领导要迎在台面上。
1972年8月3日，沈阳机场上演了感人的一幕：陈锡联带领军区党委班子全体成员迎接杨勇的到来。
当杨勇走下舷梯，看到当年曾是自己直接下级的陈锡联如今成为主官，却如此礼数周全地带领众人迎接自己这位“副手”时，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将军也忍不住动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