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21岁女知青，夜间独自去厕所，却神秘失踪。连队把整座山翻了个遍，却仍然找不到人。直到2009年，老知青们在聚会时，在沙发上抽烟的老知青突然问了一句：你们说，小朱有没有可能是自己走的？ 朱梅华，1953年出生，上海人，家境不错，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她从小就聪明伶俐，喜欢读书和艺术，特别擅长跳舞和画画。1970年，她刚从上海市新会中学毕业，年仅17岁，正赶上“上山下乡”的热潮。她和84个同学一起，坐着绿皮火车，颠簸好几天，来到云南西双版纳，加入了建设兵团一师二团七营三连。父母舍不得她去那么远的地方，担心她吃不了苦，毕竟西双版纳那时候条件艰苦，毒虫猛兽、瘴气横行，跟上海的舒适生活差了十万八千里。可朱梅华却满心憧憬，觉得能去边疆干一番事业是件光荣的事。她还幻想着热带雨林的风景，觉得能亲眼看看书本上讲的自然风光挺值得。 到了西双版纳，现实给了她当头一棒。驻地是简陋的茅草屋，蚊子嗡嗡叫，空气潮得让人喘不过气，地上的泥泞一脚下去能陷到小腿。刚开始干农活，她的手掌磨出了水泡，晚上得自己挑破，疼得直咬牙。可她从不叫苦，干活总是冲在前面，种橡胶树、开荒地，样样不落人后。连队里的人都说她有股“钉子精神”，硬是把城里姑娘的娇气给磨没了。她还多才多艺，晚上没事的时候，就在操场上教大家跳舞，或者弹扬琴给大家解闷。她的上海口音和时髦打扮在连队里特别显眼，手上戴的瑞士手表、真皮小箱子，还有带来的新潮衣服，都让大家觉得她像个城里来的“洋娃娃”。她乐观开朗，总是带着笑，很快就成了连队的“开心果”，不少男知青都对她有好感。 可这些优点，也给她带来了麻烦。那时候的观念保守，谈恋爱不被鼓励，尤其是她这种开朗性格，身边总围着不少人，难免惹来闲话。她的时髦物件，比如那只瑞士手表，在艰苦的驻地显得太扎眼，有人觉得她“资产阶级作风”，也有人眼红。她和上海来的知青祝为鸣谈过一段恋爱，两人因为是老乡，又都在文艺活动上认识，很快就熟络起来。可祝为鸣嫌她太招人喜欢，觉得她跟其他男知青走得近，经常吵架。朱梅华受不了这种猜忌，提出了分手，祝为鸣气得放了狠话，说她“绝情”。这些事在连队里传得沸沸扬扬，成了日后调查的焦点。 1974年4月2日，事情发生了。那晚，驻地一片漆黑，厕所离宿舍有段距离，路上没灯，周围全是树林和虫鸣。女知青一般都结伴去厕所，怕黑也怕不安全。可那天晚上，朱梅华肚子疼得厉害，舍友们都睡得死沉，没人愿意陪她。她只好一个人点着蜡烛，硬着头皮出门。之后，她就再也没回来。舍友刘桂花第二天早上发现她的床空着，床单冷冰冰的，吓得赶紧跑去报告连长。连队炸开了锅，连长觉得事态严重，马上组织人搜山。战士和知青们分成小组，拿着铁锹和手电，把驻地附近的山坡、沟壑、林子翻了个遍，连山洞和灌木丛都没放过。他们扯着嗓子喊她的名字，声音在山谷里回荡，可一点回应都没有。当地村寨的少数民族也被问了个遍，没人见过她。边境部队也确认，最近没发现越境的痕迹，排除了她逃到缅甸的可能。 搜索持续了好几天，连队把能想的办法都用了，甚至联系了边防部队，查了每一寸能藏人的地方。可除了在厕所附近找到一只沾满泥的布鞋，啥线索也没有。专案组很快成立，分析了好几种可能：意外、逃跑、被害。野兽袭击被否了，因为没找到血迹或打斗痕迹。逃跑也不太可能，边境守得严，她一个女知青没那本事跑远。剩下最有可能的就是被害。专案组开始查连队里的人，祝为鸣被盯上了。他和朱梅华分手后闹得不太愉快，有人说案发当晚见过他在厕所附近转悠。祝为鸣被叫去问话，吓得满头大汗，矢口否认，说自己当晚在宿舍，有同伴能证明。专案组查了半天，证据不够，只好放了他。 时间过了两年，1976年，案子有了新进展。连队指导员蒋进衫因为猥亵侄女被抓，他老婆说，朱梅华失踪那晚，蒋进衫半夜冒雨回来，裤腿全是泥，手里还拿着一只手表，跟朱梅华的那只瑞士表很像。专案组觉得这事不简单，把蒋进衫提来审问。他一开始承认自己害了朱梅华，还说尸体埋在连队猪圈底下。专案组赶紧去挖，把猪圈翻了个底朝天，结果啥也没找到。蒋进衫一看没证据，又改口说自己是被逼供的，根本没干这事。之后几次审问，他要么不吭声，要么编不同的故事，专案组被他搞得没脾气。证据不足，只能按猥亵侄女的罪名给他判了刑，朱梅华的案子还是没头绪。 朱梅华的父母得到消息，赶到西双版纳，翻看了女儿的遗物，发现一封没寄出去的家书，里面写着她最近干活受了表扬，语气特别积极。这让专案组觉得她不可能自己寻短见。母亲还说，临行前送她的那只瑞士手表，朱梅华特别宝贝，平时都不舍得戴。可宿舍搜查时，手表也不见了。这线索又指向蒋进衫，可他死不认账，案子彻底卡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