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日本宪兵队长在茶馆喝茶，这时，一个穿着白色旗袍的军统女特工，故意和他撞了一下，并趁机掏枪，对着他的心脏打了一枪！ 这名女特工名叫蒋履苹，常熟人，出身书香门第，自幼接受良好教育。父亲曾是沪宁铁路的老车长，性格开明，在那个重男轻女思想仍根深蒂固的年代，却一心栽培女儿读书识字，甚至送入贵族学校深造。 蒋履苹从小聪慧过人，气质温婉却不失坚韧，心中暗暗敬仰秋瑾、李清照那般巾帼英雄。她并非天生英勇，而是命运逼她走上一条血与火铸就的抗日之路。 1937年，日军铁蹄踏入苏南，父亲在苏州站的轰炸中丧生。临终前，他在女儿的掌心里写下两个血字：“杀寇”。 这一幕深深烙在蒋履苹的心底，痛彻心扉，也成为她此生不悔的誓言。家破人亡后，她毅然加入“忠义救国军”，后投身军统，成为苏州站常熟组的骨干成员。 在那个风声鹤唳的年代，抗日行动需步步为营。蒋履苹用三年时间，悄无声息地在敌人眼皮底下搜集情报，精心布局，只为等待一个干净利落的机会，除掉那个让常熟百姓谈之色变的日军刽子手——藤田久雄。 藤田久雄，常熟日军宪兵队长，外号“常熟之狼”。此人心狠手辣，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以折磨平民为乐，尤其对抗日分子痛下毒手，曾仅凭怀疑便将三名教师拘捕，残忍地灌辣椒水入眼，致三人终身失明。 他挥舞军权，强征粮食，搜刮民脂民膏，无视百姓死活。更令人发指的是，他曾在城门外活埋百余人，血债累累，令人发指。 在这样的敌人面前，蒋履苹没有退缩。她深知，要刺杀藤田，不能靠一时冲动，而要依靠冷静的判断和严密的计划。她以裕丰绸缎庄老板娘的身份潜伏于苏州花园饭店附近，日复一日观察藤田的行踪，掌握了他每周定时与伪官员在茶馆会面的规律。 1940年6月13日，行动时机终于成熟。她身着白旗袍，脚踏木屐，手提玉兰花编织的手袋，仿佛一位温婉的江南女子，步入花园饭店。她并未直接走向二楼，而是坐在楼梯转角位置，背对楼上，神情自然，从容不迫。 与此同时，她的组员已提前就位，坐于对面，暗中观察藤田动向。二人约定好以肢体语言传递信号，确保行动万无一失。藤田如预料般到来，坐于二楼靠窗位置，警卫五米开外警戒。正是这些细节，成就了这场天衣无缝的刺杀。 当藤田喝完茶准备下楼，组员迅速作出信号。蒋履苹在那一刻起身，顺着楼梯“偶然”上前，一记轻撞，身姿摇曳。藤田下意识伸手相扶，却不知死神已悄然靠近。蒋履苹动作如电，从旗袍开叉处抽出改装袖珍手枪，抵住藤田心脏，果断开枪。 枪声沉闷，被茶楼喧哗掩盖。藤田瞳孔骤然放大，鲜血喷溅在描金屏风上，仿佛一幅血与金交织的画卷，正如他曾在苏州文庙枪杀学生时白墙上绽放的血花。那一刻，仿佛历史在进行残酷的回响。 刺杀完成后，蒋履苹冷静如常。她将手枪塞入藤田口袋中，迅速脱下旗袍外套，露出内里的靛蓝粗布衣装，发髻也在拐角处拆散，就在厨房投下烟雾弹，借着混乱从后门消失。她蹲入黄包车里，车夫老周一言不发，用破棉袄掩住她沾血的双手，顺利离开封锁区。 这场刺杀不仅干净利落，更极具象征意义。它打破了敌人不可战胜的神话，也点燃了民众心中深藏的希望。苏州城内外一片哗然，日军高层震怒，紧急调集兵力围捕，却连刺客的半点踪迹都未能捕捉。 然而，铁血斗争从未轻松。蒋履苹并未因此停下脚步。她继续活跃在抗日一线，秘密传送情报，联络游击队，甚至与八路军建立起物资输送的地下通道。她精通日语，熟知日方文化，屡屡化妆成日方人员，穿梭敌后，胆识过人。 她曾说，女人也能战斗，只是战场不同。在她看来，敌人的盲区，正是她的主战场。她用智慧与勇气，在枪林弹雨中书写下属于自己的红色传奇。 1943年，命运的转折悄然来临。军统内部泄密，一名同僚在被捕后叛变，供出了她的身份。日军与汪伪特务联手设下陷阱，蒋履苹在运输药品途中遭伏击。尽管她奋力反抗，却终因寡不敌众被捕。她曾试图吞服氰化钾自尽，却被士兵打落毒囊，从此落入铁屋酷刑。 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她遭遇非人折磨。日军用烧红铁钎烙下樱花印记，竹签刺入指甲，电刑反复施加，却始终未能撬开她的口。 十七天后，她被钉上城门示众，年仅二十三岁。她未留下遗言，只有一纸血书被人发现于城墙砖缝间：“父亲，女儿今日往生净土，心中唯有欢喜。” 三个月内，华东地区接连发生七起针对日军高官的精准刺杀，其中四起由女特工执行，皆以旗袍为伪装。军统为此设立“白旗袍”行动档案，而蒋履苹的证件照被永远贴在卷宗首页，目光平静，似早已预见命运的终局。 清风茶楼的老掌柜至今仍能描绘那日场景。他指着那扇描金屏风说，金漆下藏着的血点早已干透，可他始终记得，那个穿旗袍的姑娘在说“对不住，太挤了”后，那一声枪响的决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