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51年，司马懿自知活不了多久了，想起曾被自己斩杀的曹家1000多口人，临死前，他给儿孙留下了两个无比英明的遗嘱：理好国政，司马家后人一律不准上坟！
司马懿躺在病榻上，枯瘦的手指紧紧抓着锦被，浑浊的眼睛望着窗外飘落的梧桐叶，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床边侍立的司马师慌忙上前轻拍他的背，却被他一把推开。
“师儿，昭儿呢？”老人的声音嘶哑得像被砂纸磨过，每一个字都带着血腥气——那是四十年来在刀光剑影里浸出的味道。
司马昭快步从外间进来，躬身道：“父亲，儿子在。”他看着父亲脖颈上暴起的青筋，想起三个月前平定王凌叛乱时，父亲下令将参与谋反的七百余家曹家党羽满门抄斩，洛阳城的洛水都被染成了红色。
司马懿喘了半天才缓过气，忽然死死盯着两个儿子：“还记得嘉平元年（公元249年）的正月吗？”
司马师心头一凛。那是改变司马家命运的日子——曹爽带着小皇帝曹芳去高平陵扫墓，父亲以三千死士发动政变，将曹爽一党连根拔起。彼时洛阳城血流成河，光是曹家宗亲就杀了一千多口，连吃奶的婴儿都没放过。
“父亲是说…曹爽的余党？”司马昭小心翼翼地问。
“蠢货！”司马懿猛地提高声音，又被呛得咳嗽，“我杀的是曹家的根！可曹氏经营魏室三代，门生故吏遍布天下，他们恨我司马家入骨！我死之后，这些人会放过你们吗？”
病榻上的老人忽然坐直了些，眼神里闪过一丝狠厉，仿佛又回到了与诸葛亮对峙的五丈原。那时他拖着病体坚守不出，任凭诸葛亮送女装羞辱，硬是耗死了这位蜀汉丞相。世人都说他怕诸葛亮，却不知他在等一个时机——一个能让司马家从臣子变成主人的时机。
“父亲当年与诸葛亮对峙，不是怕他，是在熬他。”司马师忽然开口，“就像当年在曹操手下装病七年，也是在熬。”
司马懿浑浊的眼睛亮了亮。建安六年（公元201年），曹操征他做官，他谎称中风卧床不起，一装就是七年。有次天降暴雨，他慌忙起身去收书，被家里的婢女看见，妻子张春华当即杀了婢女灭口。这件事让曹操暂时放下了疑心，却也让他明白：想要活下去，就得比谁都狠，比谁都能忍。
“曹操当年说我‘鹰视狼顾’，不可付以兵权。”司马懿喃喃道，“他没看错。可他没想到，他的子孙会把兵权亲手交到我手里。”他忽然抓住司马师的手，“我给你们留了两条遗嘱，记好了，这是你们活下去的唯一法子。”
司马昭连忙取来笔墨，司马懿却摆了摆手：“不用写，记在心里。第一条，好好辅佐皇帝，稳住朝堂。眼下曹髦年幼，可朝臣多有不服，你们兄弟要同心，谁有异心，就像斩曹爽那样斩了他！”
他顿了顿，呼吸愈发急促：“第二条，我死之后，简葬！不用金银玉器，不用嫔妃殉葬，甚至不用墓碑。最重要的是——司马家的后人，永远不准去我坟前祭拜！”
司马昭大惊：“父亲！自古忠孝为先，哪有子孙不上坟的道理？”
“道理？”司马懿冷笑，声音里带着彻骨的寒意，“当年我夷曹爽三族，杀了那么多曹家子弟，他们的冤魂能放过我？若是让仇家知道我的坟在哪，掘坟鞭尸都是轻的！我司马家的根基还不稳，不能给人留下报复的由头！”
他看着两个儿子，眼神里是前所未有的郑重：“你们以为我杀那么多人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司马家活下去！现在我把刀交到你们手里，要么握着刀杀别人，要么被别人杀！记住，能忍能狠，才能成大事。”
说到这里，司马懿的声音渐渐微弱：“我这一生，与曹操斗，与诸葛亮斗，与天斗…最终赢了他们，却输给了时辰。你们…别输给自己…”
公元251年九月七日，司马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司马师和司马昭按照他的遗嘱，将他葬在首阳山，不起坟头，不立墓碑，甚至连下葬的具体时间都严格保密。送葬的队伍里没有披麻戴孝的族人，只有几个抬棺的亲兵，下葬后立刻被调离洛阳，终身不得透露陵墓位置。
后来司马炎篡魏建晋，成为晋武帝，依然遵守着“不上坟”的祖训。有大臣上书请求修建太庙供奉司马懿，司马炎却只是在洛阳城外找了块空地，象征性地立了个牌位，连牌位后面的“陵墓方向”都故意写错。
直到北宋年间，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还在感叹：“司马懿之智，在于身后百年。他算准了仇家会报复，算准了子孙若暴露祖坟会引来祸端，这份隐忍和算计，纵观三国，无人能及。”
那个在高平陵之变中下令“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权臣，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用最决绝的方式保护着家族。他的两条遗嘱，一条让司马家牢牢握住了权力，一条让他们避开了最凶险的报复。
或许正如曹操当年所言，司马懿确实是“鹰视狼顾”的奸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份深入骨髓的谨慎和狠辣，让司马家在波谲云诡的三国乱世中笑到了最后。而那座隐藏在首阳山深处的无名坟墓，至今仍是个谜——这或许，就是司马懿留给世人最后的“算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