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九年（1859年）十月，太平天国右军主将韦俊，被陈玉成和杨辅清逼迫，无奈于池州献城降清，成为天京事变后首位投诚清廷的高级将领，这一抉择不仅使湘军获得长江南岸重要据点，更标志着太平军内部裂痕的公开化。 池州城墙的垛口还留着火炮轰击的焦黑痕迹，韦俊站在城楼往下看，湘军士兵正扛着云梯往城门口挪。他手里攥着块玉佩，是哥哥韦昌辉当年送的，玉质温润，此刻却硌得掌心发疼。三天前陈玉成的信使还在城下叫骂，说他是“韦家余孽”，要把他的人头挂在天京城门示众。 这骂名来得冤，却又不冤。天京事变那会儿，他正在武昌城外跟胡林翼死磕，城里韦昌辉杀了杨秀清满门，血都流成了河。等他带兵想回天京，洪秀全却下了旨，说韦家“罪该万死”，逼着他把兵权交出去。那会儿他就该明白，这太平天国内部，早就不是兄弟同心的模样了。 陈玉成和杨辅清逼得最紧。一个是洪秀全的铁杆亲信，一个是杨秀清的弟弟，两人对着他唱双簧。陈玉成在安庆截断他的粮道，杨辅清就在池州城外扎营，天天派人往城里射传单，说要“替天行道，诛杀叛贼”。城里的士兵开始人心惶惶，有老兵偷偷来找他，说家里还有老小，不想跟着送死。 他不是没想过硬拼。池州城防不算弱，粮草还能撑三个月。可夜里站在仓库前，看着那些缺胳膊少腿的士兵，忽然就泄了气。当年跟着洪秀全起义，不就是为了让这些庄稼汉能有口饭吃？现在倒好，自己人打自己人，比跟清军厮杀还狠。 降书送出去那天，他把自己关在府里喝了一夜酒。想起刚参加太平军的时候，韦昌辉拍着他的肩膀说：“等打下江山，咱兄弟回老家盖大宅子。”如今哥哥死了，老家早被清军烧成了白地，所谓的“江山”，也成了互相算计的棋盘。 湘军进城那天，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亲自来接他。这人长着络腮胡，说话粗声粗气，却递给他一壶好酒，“韦将军能认清时务，是条汉子。”韦俊没接酒，只问了句：“我手下的弟兄，能保他们性命吗？”曾国荃咧嘴笑了，“只要不反，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他们一口。” 这话后来算兑现了。跟着他降清的士兵，大多被编入湘军水师，不用再打太平军。有个叫赵老栓的老兵，以前是他的护兵，后来在鄱阳湖打仗立了功，还得了个小官。韦俊听说了，只是叹口气，说不清是欣慰还是心酸。 可太平军那边炸开了锅。洪秀全在天京发布诏令，把韦俊骂成“千古逆贼”，说要“诛其九族”。陈玉成和杨辅清倒是借着“讨逆”的名义，把韦俊原来的地盘分了个干净。只是他们没高兴太久，没了韦俊在中间牵制，湘军很快打通了长江水道，安庆成了孤城，最后被曾国荃活活困死。 有人说韦俊是叛徒，坏了太平军的大事。可回头看看，天京事变杀了两万多精锐，石达开出走带走了十万大军，这裂痕早就刻在骨头里了。韦俊不降，难道等着被陈玉成和杨辅清联手除掉？还是像石达开那样，带着弟兄们在大渡河边全军覆没？ 他后来在安徽当了个副将，不怎么带兵，天天在后院种菊花。有回曾国荃来看他，指着满园的菊花笑：“韦将军倒会享清福。”韦俊摘了朵白菊，慢悠悠地说：“打了半辈子仗，就想看看花怎么开。” 其实他心里清楚，自己这辈子都逃不掉。夜深人静的时候，总听见厮杀声，一会儿是太平军的号子，一会儿是湘军的呐喊。他不知道自己当初的选择对不对，只知道那些跟着他活下来的弟兄，再也不用提着脑袋过日子了。 太平天国最后那几年，降清的将领越来越多。陈炳文、童容海、郜永宽……一个个都是当年响当当的人物。他们降清的理由各不相同，有的被逼无奈，有的贪图富贵，可根子上，都是因为那座“天国”早已腐朽。韦俊不过是先走了一步，成了那个被钉在耻辱柱上的“第一人”。 历史书上写他“叛降清廷，加速太平天国灭亡”，可谁又记得，他也曾在武昌城头死守一年，也曾为了那句“人人平等”的口号浴血奋战。池州城上的风，吹了百年，至今还在说，有些裂痕一旦出现，就再也缝不上了。 参考书籍：《太平天国史》《湘军志》《清咸丰朝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