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毛主席正在拆阅群众来信，其中一封信来自无锡，署名为“吴启瑞”，毛泽东确信自己并不认识这位妇女，但他拆开信封后，目光却在触及第一页上某个名字时久久无法移开。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50年夏天，北京中南海的清晨，阳光透过窗棂洒在办公桌上，毛泽东一如往常开始处理成摞的信件，这些信来自各地，有的反映政策问题，有的请求帮助，那天，一封信被他特别留意了下来，并不是因为写信人名字熟悉，而是因为信封上那个地址——无锡市大成巷四号。 他盯着这个地址看了很久，脑海里慢慢浮现出一个人的名字，那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时的数学老师王立庵，当年，他对数学兴趣不大，成绩总是拖后腿，王先生却没有责备他，而是经常课后留下来单独辅导，他记得那个夏天，王老师甚至请他住到家里，一边吃住一边补课，那段时间，他才真正开始理解自然科学的逻辑，也慢慢明白了知识的厚重与广阔。 更让他难忘的是1915年暑假，他没回家，整整两个月就在王老师家学习，王老师不仅教他解题，还借他课外书，还陪他讨论物理现象，临别时，王先生送了他一本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写着数学公式和推导过程，他把那本笔记保存了很多年。 1919年他筹备文化书社时，资金短缺，眼看就要办不下去，是王立庵拿出五百块银元，亲自送到他手上，那在当时，是普通家庭一年的积蓄，他记得王先生说过：“你要做大事，不能被钱绊住，”这句话他一直记在心里。 现在，几十年过去，一封信又把他拉回了那个朴素却温情的年代，信是王立庵的儿媳吴启瑞写的，她在信中讲述了自己的境况，丈夫王人路两年前去世，留下她一个人抚养八个孩子，她是师范附小的一名教员，每月四十块钱工资，连米都快买不起了，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最小的才三岁，最大的已经十七，有一次，孩子打卡介苗，出了严重反应，家里连看病的钱都没有，她说，她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写信给毛主席，希望能帮孩子们安排入读干部子弟班，那样可以管吃管住，也能继续上学。 毛泽东看完信，有些沉默，他知道王人路，是他学生时代的同学，王老师的儿子，当年一起讨论时事、交换读书笔记的身影还历历在目，他知道，这封信不是在博取同情，而是真正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提笔在信上批示，让华东局尽快处理，并特别指出“八口之家全赖一人薪资”，要求妥善安排。 批示很快送到苏南区委书记陈丕显手上，干部子弟班当时条件有限，名额早已排满，但面对这样的情况，不能不想办法，于是，组织决定破例，安排吴启瑞的三个孩子在她所在的附小免费上学，并每学期发放生活补助，虽然不是原先请求的安排，但却在现实条件下做到了最实在的帮助。 吴启瑞收到通知那天，刚刚从讲台上下课，她的手还沾着粉笔灰，看到信上的红色批示时，整个人愣住了，她没想到，真的会收到回应，更没想到毛主席会记得三十多年前的那段师生情，那一刻，她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温暖，她用补助钱先去买了米和菜，回家那天破天荒地做了一顿红烧肉，孩子们围着锅边等，锅盖一掀，屋里都是香气。 日子仍然艰难，但不同的是，她不再孤立无援，孩子们上了学，有了书读，身体也慢慢强壮起来，她继续在附小教书，一边教学生，一边带大自己的孩子。 时间到了1960年春天，毛泽东在上海调研时，忽然问起吴启瑞的近况，工作人员立即去联系，很快安排她从无锡前往上海见面，那天，她穿着最体面的衣服，手里拿着那封批示信，进了锦江饭店。 她见到毛主席的时候，显得很拘谨，但毛泽东只是微笑着，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老照片，那是湖南一师的合影，王立庵站在讲台旁边，他自己则坐在第三排，他把照片递给她，又从桌上取出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一千元稿费，他说，这些钱是写文章挣来的，希望能帮孩子们添添衣裳买买书。 这一千块，在那个年代是一笔巨款，相当于她两年的工资，她把钱分成几份，先给大儿子买了医学院课本，又给二儿子做了棉袄，还给最小的买了算盘，剩下的钱，她小心翼翼地存进银行，每月靠利息补贴家用。 这些年里，孩子们一个个长大，考上大学，参加工作，老大成了医生，老三支援西部，退休时被评为先进党员，二女儿一辈子在无锡教书，直到六十多岁才离休，家里最小的孙子考上了南京理工大学，成了一名副教授，他最喜欢讲的，就是那封信的故事。 2019年，那封毛主席的批示信被无锡市档案馆公开展出，玻璃柜前常常站着一群学生，讲解员说：“这不是一封普通的信，而是两代人之间的情义，是国家对人民的回应，”孩子们听得认真，有的还在小本子上记下“王立庵”这个名字。 信息来源：中新网——毛泽东两次回信并接济无锡一位8个孩子单身妈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