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九年，一位信使在驿道上快马疾驰，他怀中裹着几本盖着鲜红官印却内容空白的账册。谁也没想到，这些看似寻常的空白文书，竟要了几百人的命！ 大明朝廷每年需核查各地钱粮收支，地方官员必须携带加盖官印的账册，亲自赴京与户部核对。然而，路途迢迢，车马艰难。从南方边陲到南京，往返数月实属平常；若数字偶有出入，则必须返回原地修改、重新盖印，再跋涉入京。如此反复，劳民伤财，耽误时间更是惊人。于是，一个看似“两全”的权宜之计悄然成了各地官员心照不宣的秘密——携带预先盖好官印的空白账册入京，待户部核准无误后，再当场填写准确数字。此法省却了无数奔波之苦，在官员们眼中，不过是“权宜之便”，与贪墨无关，大家彼此默契，习以为常。 然而，这“官场常例”终究未能逃过龙椅上那双锐利如鹰的眼睛。朱元璋在审阅某地奏报时，察觉了数字与印鉴间细微的时间差异。雷霆之怒瞬间点燃——盖印的空白文书，意味着印章可以脱离朝廷监督而滥用，这岂非窃取皇权、欺瞒君父的大逆？在太祖眼中，此风若长，朝廷法度将荡然无存，无异于对大明根基的撼动与背叛。 洪武九年，血雨腥风平地而起。法司奉旨严查，一时之间，全国各府、州、县掌管印章的主印官员几乎被一网打尽。史载“凡主印者论死，佐贰以下榜一百，戍远方”，一时之间，数百颗人头落地，更有数千佐官小吏被鞭笞后发配充军，朝野震怖，大明官场一片腥风血雨。 就在人人噤若寒蝉之际，一介小吏郑士利挺身而出。他深知此案严苛之弊，遂冒死上书，言辞恳切直指核心：空白文书仅为路途艰难、避免反复奔波之“权宜”；且律法中并未明文禁止此举，所谓“法有疑隙”，朝廷若因此尽诛，实为不教而诛，恐失天下人心。然而，这逆耳忠言触动的只是朱元璋更为刚硬的杀心。郑士利非但未能救人，反被投入大牢，最终落得个发配筑城的凄惨下场。郑士利之遭遇，正是这严酷时代中，一点人性微光被皇权铁律碾碎时的无奈悲鸣。 空印案血染朝堂之后，朝廷终于着手堵塞制度漏洞。洪武十五年，推出“半印勘合”制度，即文书与存根各持印章一半，合则无误。此法在技术上虽比空白印信严谨，却仍未触及根本——朱元璋对官僚体系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以及皇权对效率与人性便利的绝对碾压。明朝故事 空印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