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不欢迎我。” 2022年，乱港分子何依琼，决定从香港移居至英国。然而，仅在抵达英国之后仅过了半年，她便选择了自我了断结束了生命，临死之前，她还特意写下了遗书。 遗书的最后一个句号，像枚生锈的图钉，把 2022 年伦敦的秋阳钉在了何依琼的公寓桌上。 半年前她拖着行李箱走出希思罗机场时，BNO 护照在掌心发烫，以为那是通往自由的船票，却没料到终点是间月租九百英镑、没有独立卫浴的老公寓。 警察破门而入时，她躺在床上，睫毛上还沾着未干的泪痕，桌上的账单叠得整整齐齐，最上面那张是 electricity bill（电费单），红色的催缴印章像道血痕。 港大图书馆的落地窗前，23 岁的何依琼曾在这里写论文，标题是《国际干预与地区自治》。 阳光透过玻璃落在她的笔记本上，字里行间全是日内瓦湖畔的风 —— 那时她刚从日内瓦大学交换回来。 胸前挂着红十字会的实习徽章，和教授讨论 “全球治理” 时，眼睛亮得像维多利亚港的霓虹灯。 母亲给她寄来的杏仁饼放在旁边，油纸袋上印着 “香港制造”，她掰了一块放进嘴里，说 “等毕业就去联合国工作”。 2019 年的街头，她举着英文标语站在最前排。外媒的镜头对准她时，她下意识理了理剑桥大学的纪念围巾 —— 那是父亲送的生日礼物，如今成了她 “国际视野” 的装饰。 她给纽约时报写稿，把街头的混乱包装成 “争取权利的抗争”，字里行间避谈纵火与破坏，只说 “年轻人的声音需要被听见”。 港独平台把她的照片置顶，称她是 “连接东西方的桥梁”，她看着那些赞美，仿佛已经站在了诺贝尔和平奖的领奖台上。 国安法通过那天，她在香港的公寓里连夜打包行李。书架上的《联合国宪章》被塞进箱底，取而代之的是一叠加密通讯记录和境外资金流水。 母亲打来电话哭着劝她 “回家认错”，她对着话筒吼 “你们不懂什么是自由”，挂掉电话时，看见镜子里的自己，眼眶红得像被揉皱的英国国旗。 飞往伦敦的航班上，她翻看朋友圈，昔日一起 “抗争” 的伙伴们要么被捕，要么像她一样逃向欧美，有人在评论区发 “伦敦见”，后面跟了个笑脸表情。 里士满区的公寓楼，墙皮剥落得像她日渐憔悴的脸。她第一次去面试时，穿了在香港常穿的西装，面试官扫过她简历上 “香港大学” 的字样，突然问 “你对国安法怎么看”。 她攥紧了公文包，里面是她给外媒写的稿件剪报，此刻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后来她去女性慈善机构打杂，薪水勉强够交房租，同事们用带着伦敦腔的英语议论 “那些 BNO 移民抢了我们的工作”，她假装听不懂，低头擦着咖啡机上的奶渍。 2022 年深秋的雨，下得比香港的台风雨还冷。她在公寓里数着硬币，够不够买一块面包。 手机里弹出香港朋友的消息，说 “以前常去的茶餐厅重新开业了，奶茶还是老味道”，她盯着屏幕看了很久，手指悬在 “回复” 键上，最终还是按了锁屏。 窗外的梧桐叶落满阳台，像她在日内瓦参加模拟联合国时，代表们丢下的弃权票。 那时她以为自己掌握着话语权，如今才明白，在别人的国家里，她连说 “冷” 的资格都没有。 遗书摊在桌上，字迹被雨水洇得发蓝。“半年多没工作、没朋友、只吃一顿饭”，每一个字都像她在港大辩论会上被驳倒时的窘迫。 她没提在香港的父母，没提那些一起喊过口号的伙伴，只反复写 “英国不欢迎我”。 警察收走遗书时，发现背面用中文写着 “想吃碗云吞面”，墨迹浅得几乎看不见，像是怕被人发现这份藏在 “自由” 面具下的乡愁。 消息传回香港，曾经追捧她的港独平台连夜删除了所有关于她的痕迹，仿佛她从未存在过。有人翻出她在街头演讲的视频，下面的评论从 “英雄” 变成了 “傻子”。 母亲在整理她遗物时，发现箱底那本《联合国宪章》里夹着张照片，是她 18 岁生日时在香港迪士尼拍的，举着棉花糖笑，背景里的城堡灯火通明。 伦敦的公寓很快有了新租客，没人知道这里死过一个叫何依琼的女人。 只有偶尔下雨的夜晚，隔壁的老太太会想起那个总是独来独往的亚裔女孩，说 “她总对着窗外发呆，像在找什么东西”。 而她找的那个 “自由”，终究像场幻觉，来时轰轰烈烈，去时悄无声息，只留下一句冰冷的遗言，钉在异国他乡的秋阳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