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 47 岁时，提出离婚。理由说得简洁：旧式婚姻不合适。他不等发妻孙玉书反应，就递出协议。而这边，孙玉书只是冷冷说了一句 “你会后悔”，没哭没闹。但蒋梦麟却像早就准备好回应，一口回怼：“能娶真爱，何来后悔？” 一场轰动北大、搅动教育界的离婚，就这么开始了。 北大红楼的走廊里，关于校长离婚的议论像开春的柳絮，飘得满校园都是。 有人翻出蒋梦麟去年在《新青年》上的文章，指着 “婚姻自主乃文明之基” 的字句冷笑：“说的是自由，做的是弃妻。” 也有人替他辩解，说孙玉书大字不识一个，怎配得上留洋归来的教育总长？两种声音撞在青砖墙上，碎成满地唾沫星子。 孙玉书去给住校的儿子送冬衣时，听见学生们在树后嚼舌根，她攥紧手里的布包，指甲掐进棉絮 —— 那包里是给蒋梦麟缝的棉袜，针脚比他发表的论文还细密。 1908 年的宁波喜宴上，18 岁的蒋梦麟掀开红盖头，看见孙玉书坐在床沿，耳垂上的银坠子晃得他眼晕。 那时他刚考上秀才，她是邻村地主家的女儿，媒人说 “女红好、性子稳”。 洞房夜他读《天演论》，她就坐在旁边剪鞋样，烛火把两人的影子投在墙上，像幅素净的水墨画。 后来他赴美国留学，她在家伺候公婆、生儿育女，收到他从哥伦比亚寄来的信，总让识字的先生念三遍，再把信纸折成方胜，藏在妆匣最底层。 那些年她以为，等他功成名就，总会回头看看这个守着家的女人。 陶曾谷出现在蒋家客厅时，手里捧着本《杜威教育论》。她是蒋梦麟好友高仁山的遗孀，穿月白色旗袍，说话时带着留洋女子的温婉：“仁山生前总说，梦麟兄是懂他教育理想的人。” 蒋梦麟看着她翻动书页的手指，突然想起孙玉书纳鞋底的样子 —— 她的指关节因常年劳作而粗大，不像陶曾谷，指尖永远沾着淡淡的墨水香。 后来她成了他的秘书，两人在书房讨论学制改革到深夜，她泡的雨前龙井总在恰当的时候凉到适口，他皱眉时，她会递上一块薄荷糖，说 “校长写文章要清神”。 这些细碎的默契，像温水泡发的茶叶，慢慢舒展成他口中的 “真爱”。 离婚协议上的钢笔字，比蒋梦麟发表的任何一篇论文都刺眼。孙玉书看着 “自愿解除婚姻关系” 几个字，突然笑了。 想起当年他留学归来，她在码头接他，他穿着西装，她抱着刚满周岁的儿子，两人站在人群里，像新旧两个时代的拼图。 “我替你伺候瘫痪的母亲十年，带大四个孩子，” 她把协议推回去，“这‘不合适’三个字，说得轻巧。” 蒋梦麟没接话，从皮包里掏出一张支票：“每月家用五十块，直到孩子们成年。” 那数字在孙玉书眼里，像根扎进心里的刺。 婚礼当天，胡适被老婆江冬秀锁在屋里。“你要是敢去给那夺友妻的证婚，就别进这个门！” 江冬秀举着菜刀，嗓门大得邻居都跑来围观。胡适急得团团转，最后踩着窗台翻出去，皮鞋上沾着墙灰，赶到教堂时，蒋梦麟正牵着陶曾谷的手等他。 交换戒指的瞬间，陶曾谷的脸红得像教堂的玫瑰，蒋梦麟却瞥见台下有人扭过头，嘴角撇出的弧度像把弯刀。 后来他在日记里写：“真爱的代价，是世俗的唾沫。” 只是那时的他，还不知道这代价会持续多久。 1937 年南京的防空洞里，蒋梦麟护着陶曾谷蹲在角落。轰炸声震得耳膜疼，他突然想起孙玉书 。 听说她带着孩子们留在北平，靠他寄去的生活费，硬是没让一个孩子辍学。 陶曾谷咳嗽起来，手帕上沾着淡淡的血丝，他这才发现，这位 “灵魂伴侣” 的身体，早已被多年的颠沛掏空。 夜里给她喂药时，他摸到她腕骨突出的样子，突然想起孙玉书结实的臂膀，当年抱着发高烧的儿子跑遍全城找医生，力气大得像个男人。 孙玉书收到蒋梦麟死讯的那天，正在给小孙子缝虎头鞋。 儿子递来信，说他在台湾病逝，遗嘱里将部分遗产留给了他们的子女。“他终究是念着孩子的。” 她把信纸折成小方块，塞进针线笸箩。窗外的海棠开得正好，像极了 1910 年她嫁给他那年，院子里的光景。 那时他还是穷学生，她陪他在油灯下读书，他说将来要办新式学堂，让女子也能上学堂。如今他做到了，却把她落在了旧时光里。 陶曾谷的墓在台北阳明山，墓碑上刻着 “蒋梦麟先生之妻”。 而孙玉书晚年常去的地方，是北大旧址的槐树下。有次遇到当年的老校工，对方叹着气说：“蒋校长后来总念叨，说对不住您。” 她只是笑了笑，指着树影里的光斑：“人这一辈子，选了路就得走到底。” 风吹过树叶，沙沙响，像在回应那句迟到了几十年的 “后悔”。 蒋梦麟的回忆录里，关于孙玉书的文字只有寥寥数笔：“旧式女子，勤劳温厚。” 却用了三章写与陶曾谷的相知：“她是懂我教育理想的人。” 只是读者不知道，在书稿的夹页里，有张被虫蛀过的照片 —— 年轻的孙玉书抱着孩子，站在他身后，笑得一脸温顺。 而那句 “能娶真爱，何来后悔”，终究没能抵过岁月的磨洗，成了他晚年偶尔叹息时，没说出口的余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