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京城的高官秘书群被一锅端,中纪委书记尉健行作出指示 “1996年3月的深夜,’这下全线崩了,秘书圈子要完蛋!’有人在东长安街的一间办公室里压低嗓门。”短短一句话,像扔进湖面的石子,漾出的涟漪很快扩散到京城权力神经的每一个末梢。直到那时,外界才真切感受到:秘书群体这条隐秘却粗壮的灰色链条,终于被拉进了聚光灯下。 时间往前拨两年。1994年6月21日,江苏省纪委书记曹克明收到一封举报信:无锡新兴工贸公司非法集资数十亿元。资本滚雪球般扩张,本是商界故事,可调查刚迈出一步,北京兴隆实业的身影就赫然出现,案子瞬间升级成省际级别。江苏省委、省人大、省政法委、纪委临时组团,专案组的目标直指京城。 线索汇总后,落网的第一个“大扣子”是无锡公司的负责人邓斌。检察人员戏称“拔萝卜带泥”,邓斌这根萝卜拖出的,不是几撮泥土,而是一串染着金粉的名字。排在最前的,正是曾同时拥有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原市长李其炎秘书、北京兴隆实业董事长三重头衔的李敏。 李敏的戏码并不复杂:他帮首钢“太子”周北方一家办理赴港手续,收下八十万港币;又多次截留非法集资中的“好处费”,折算八万四千元人民币。案卷翻到这,检察官感叹“还算识相”,李敏主动吐出更多“饵线”,最终无期徒刑收场,政治生命全灭,但保住了从轻的机会。 李敏的另一半曲爱群,也卷了进来。她明知赃款来历,却把钱安稳存进银行。按法条,这是标准窝赃。所幸赃款全数上缴,她本人免于刑事处罚。有人打趣:“大树倒了,挂在树梢的鸟儿也得飞,一只没飞快就被网住。” 紧接着浮出水面的,是原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的副主任兼秘书陈健。1993年,他与李敏等合力操作周北方家属赴港,落袋二十万港币。除此以外,他利用出差之机,为某公司搞定贷款,进账三万美元。副局级身份、秘书岗位,两把钥匙都插在腰间,他却没守住底线。一审十五年,他不服,上诉到高院,终审依旧——十五年铁窗。 再说北京市副市长黄超的秘书何世平。外界对他的印象,是村镇通信开发公司经理的外衣里藏着“多面手”灵魂:帮人走港澳通行、为人跑贷款、替企业买车再“吃回扣”。二十万港币、九万多人民币、两千美元……数目不算惊人,却把受贿、贪污、挪用三宗罪串了起来。十六年刑期落地,他同样试图翻盘,法院仍维持原判。 有意思的是,案件越查越“往上走”。1992年至1995年,时任北京市政府秘书长、后转任市人大副主任的铁英被立案。她给港商打通关节,收礼折算四十三万元。纪委决定开除党籍,人大撤销职务。1997年7月,十五年刑期写下句点。她没提上诉,面对判决只说了一句:“自己种下的苦果自己吃。” 与铁英同批的,还有曾任市政管委主任、市长助理的黄纪诚。二十二万元人民币在账本里翻出,他被判十年。黄纪诚不甘心,上诉后依旧十年。旁观者私下点评:“级别越高,忏悔越沉。” 而让舆论哗然的,还属王宝森秘书闫振利的“空手套”。他从海淀区财政局直接划走二十万元支票,只用一句“王副市长安排的”就让财务放行。局领导被问责时说:“秘书是首长嘴边人,我们不敢不信。”最终,贪污一万元、挪用公款六十四万元,闫振利获刑七年。至此,秘书圈子里号称呼风唤雨的“几面旗”,几乎全部倒在囚车上。 为什么秘书群能引发如此大的塌方?一位办案人员的原话颇具穿透力:“位置不高,距离最近。”秘书既掌握信息,又打着领导旗号,稍有松懈便能把权限扭成私器。合法的便利,一旦穿上利益的外衣,分寸就成了断头台。 案件集中爆发后,警钟远不止于北京。1997年1月27日,中纪委第八次全体会议在京召开。书记尉健行开门见山:“秘书管理不到位,隐患多,毒性大,必须立规矩。”会后不久,《关于加强对领导同志秘书管理的意见》发至各级机关。意见里最先被人提及的两条,一是秘书必须定期交流,二是严禁假借领导名义批条子、批文件。文件行文简洁,却在秘书群里激起不小震动。过去靠“服务年限”巩固的人脉,被硬生生掰断;惯用的“口头指示”,也被画上红线。 有人疑惑,换一茬秘书就能解决问题吗?答案显然不止于此。制度之外,还要把监督捋顺。纪委、组织部门、群众监督三道闸门同时上紧,才有可能让“近水楼台”的那双手不敢伸、不能伸、也不想伸。尉健行在一次内部座谈会上抛出一句话:“防线要织在平时,等出事再补,早晚被洪水冲垮。”这话后来被不少年轻干部当警句贴在桌角。 说回这场“秘书风暴”。它的意义,并不只是一次惩治贪腐的展示,更像给权力结构敲下的一记铜锣——哪怕只是“领导身后的小跟班”,一旦权力缺乏约束,也足够搅动上亿资金、撬动数十家机构。试想一下,如果当年没有那封群众举报信,没有多部门的合力围网,京城这批秘书会不会还在暗处操作资金、批条子、批文件?答案无人敢肯定。
五年前,时任武汉市长周先旺自己给自己打80分,(自己的评价)五年后,接受中纪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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