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京城的高官秘书群被一锅端，中纪委书记尉健行作出指示 “1996年3月的深夜，’这下全线崩了，秘书圈子要完蛋！’有人在东长安街的一间办公室里压低嗓门。”短短一句话，像扔进湖面的石子，漾出的涟漪很快扩散到京城权力神经的每一个末梢。直到那时，外界才真切感受到：秘书群体这条隐秘却粗壮的灰色链条，终于被拉进了聚光灯下。 时间往前拨两年。1994年6月21日，江苏省纪委书记曹克明收到一封举报信：无锡新兴工贸公司非法集资数十亿元。资本滚雪球般扩张，本是商界故事，可调查刚迈出一步，北京兴隆实业的身影就赫然出现，案子瞬间升级成省际级别。江苏省委、省人大、省政法委、纪委临时组团，专案组的目标直指京城。 线索汇总后，落网的第一个“大扣子”是无锡公司的负责人邓斌。检察人员戏称“拔萝卜带泥”，邓斌这根萝卜拖出的，不是几撮泥土，而是一串染着金粉的名字。排在最前的，正是曾同时拥有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原市长李其炎秘书、北京兴隆实业董事长三重头衔的李敏。 李敏的戏码并不复杂：他帮首钢“太子”周北方一家办理赴港手续，收下八十万港币；又多次截留非法集资中的“好处费”，折算八万四千元人民币。案卷翻到这，检察官感叹“还算识相”，李敏主动吐出更多“饵线”，最终无期徒刑收场，政治生命全灭，但保住了从轻的机会。 李敏的另一半曲爱群，也卷了进来。她明知赃款来历，却把钱安稳存进银行。按法条，这是标准窝赃。所幸赃款全数上缴，她本人免于刑事处罚。有人打趣：“大树倒了，挂在树梢的鸟儿也得飞，一只没飞快就被网住。” 紧接着浮出水面的，是原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的副主任兼秘书陈健。1993年，他与李敏等合力操作周北方家属赴港，落袋二十万港币。除此以外，他利用出差之机，为某公司搞定贷款，进账三万美元。副局级身份、秘书岗位，两把钥匙都插在腰间，他却没守住底线。一审十五年，他不服，上诉到高院，终审依旧——十五年铁窗。 再说北京市副市长黄超的秘书何世平。外界对他的印象，是村镇通信开发公司经理的外衣里藏着“多面手”灵魂：帮人走港澳通行、为人跑贷款、替企业买车再“吃回扣”。二十万港币、九万多人民币、两千美元……数目不算惊人，却把受贿、贪污、挪用三宗罪串了起来。十六年刑期落地，他同样试图翻盘，法院仍维持原判。 有意思的是，案件越查越“往上走”。1992年至1995年，时任北京市政府秘书长、后转任市人大副主任的铁英被立案。她给港商打通关节，收礼折算四十三万元。纪委决定开除党籍，人大撤销职务。1997年7月，十五年刑期写下句点。她没提上诉，面对判决只说了一句：“自己种下的苦果自己吃。” 与铁英同批的，还有曾任市政管委主任、市长助理的黄纪诚。二十二万元人民币在账本里翻出，他被判十年。黄纪诚不甘心，上诉后依旧十年。旁观者私下点评：“级别越高，忏悔越沉。” 而让舆论哗然的，还属王宝森秘书闫振利的“空手套”。他从海淀区财政局直接划走二十万元支票，只用一句“王副市长安排的”就让财务放行。局领导被问责时说：“秘书是首长嘴边人，我们不敢不信。”最终，贪污一万元、挪用公款六十四万元，闫振利获刑七年。至此，秘书圈子里号称呼风唤雨的“几面旗”，几乎全部倒在囚车上。 为什么秘书群能引发如此大的塌方？一位办案人员的原话颇具穿透力：“位置不高，距离最近。”秘书既掌握信息，又打着领导旗号，稍有松懈便能把权限扭成私器。合法的便利，一旦穿上利益的外衣，分寸就成了断头台。 案件集中爆发后，警钟远不止于北京。1997年1月27日，中纪委第八次全体会议在京召开。书记尉健行开门见山：“秘书管理不到位，隐患多，毒性大，必须立规矩。”会后不久，《关于加强对领导同志秘书管理的意见》发至各级机关。意见里最先被人提及的两条，一是秘书必须定期交流，二是严禁假借领导名义批条子、批文件。文件行文简洁，却在秘书群里激起不小震动。过去靠“服务年限”巩固的人脉，被硬生生掰断；惯用的“口头指示”，也被画上红线。 有人疑惑，换一茬秘书就能解决问题吗？答案显然不止于此。制度之外，还要把监督捋顺。纪委、组织部门、群众监督三道闸门同时上紧，才有可能让“近水楼台”的那双手不敢伸、不能伸、也不想伸。尉健行在一次内部座谈会上抛出一句话：“防线要织在平时，等出事再补，早晚被洪水冲垮。”这话后来被不少年轻干部当警句贴在桌角。 说回这场“秘书风暴”。它的意义，并不只是一次惩治贪腐的展示，更像给权力结构敲下的一记铜锣——哪怕只是“领导身后的小跟班”，一旦权力缺乏约束，也足够搅动上亿资金、撬动数十家机构。试想一下，如果当年没有那封群众举报信，没有多部门的合力围网，京城这批秘书会不会还在暗处操作资金、批条子、批文件？答案无人敢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