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姥姥讲在日本人占领东北那时候，她们村子进去两个日本兵，那两个小子满脸横肉，半人高的个头，但很壮实，凶的很！姥姥说那天正赶上吃饭时间，姥姥家当时吃的是高粱米粥就咸菜，那两个鬼子用刺刀威胁着姥姥一家，逼着姥姥的母亲给他们盛了一盆高粱米粥，其中一个鬼子哇啦哇地说了一通日本话， 见都听不懂就学起母鸡叫，手比划着圆圆的形状，姥姥的姐姐反应过来说，鬼子可能要吃鸡蛋，就到鸡窝里拿了两个刚下不久的鸡蛋，那两个小子眼睛立刻放光，抢过鸡蛋磕碎把里面的蛋清蛋黄全倒进热粥里，然后用手指搅拌的像粪便一样，趁两鬼子争抢着喝粥的时候，姥姥一家乘机跑进房后的大片高粱地里…躲过了一劫。 那高粱地有齐腰高的红高粱，穗子沉甸甸压弯了腰。姥姥一家刚钻进去，脚底下的泥土就被汗浸透了。她记得母亲拽着她衣襟，粗糙的手心全是冷汗，后背贴着秫秸杆又凉又痒。鬼子在院里骂骂咧咧踢翻了水缸，突然院墙外传来鸡群扑棱的声音，姥姥姐弟几个立刻趴倒在高粱秆里。母亲猛地捂住小舅的嘴，那孩子吓得尿了裤子，尿味混着高粱的甜腥味在鼻尖乱窜。 后来听村里人说，那两个鬼子是关东军的留守部队，专门负责搜刮粮食。他们把东北的高粱叫“赤玉”，熬成酒供关东军将官们喝。姥姥总说那时候的高粱特别难吃，因为每一粒米都泡着血。她后来在供销社工作时，看到袋装高粱米就犯恶心，总想起鬼子搅粥时的金黄汤汁。 我有一次去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在弹孔墙前蹲了很久。那些嵌着锈铁的砖缝，突然让我想起姥姥讲的高粱地。她从未提过恨，只是说那天母亲在高粱地里数了十八颗高粱粒，后来全塞进她兜里。姥姥兜里的那点粮食，或许就是后来她能活到八十四岁的种子。 这种民间记忆像被筛子漏掉的沙粒，历史课本从不提起鬼子馋鸡蛋的馋相。姥姥后来在生产队当会计，每天分粮食时总多给寡妇家半瓢高粱米。她总念叨：“人活一口气，粮食顶个胖子。”——那些在高粱地里攥紧的拳头，最后都化成了灶膛里的火苗。 不过姥姥的故事也有矛盾处。她讲鬼子时总说他们像饿狼，可又记得他们喝粥时烫得直吐舌头，用沾着蛋液的手指抹嘴角。这种矛盾像极了我们这代人对历史的态度：既想把侵略者钉在耻辱柱上，又忍不住好奇他们作为“人”的一面。历史或许就是这样，在仇恨的黑墨里，总藏着几根没染透的白发。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