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毛主席得知董健吾是儿子救命恩人，指示陈赓：赶紧让他出山 “1960年10月16日早上，主席，我想见见‘王牧师’。”斯诺压低声音提出请求。毛泽东闻言微微皱眉——“王牧师”是谁？很快，警卫传回消息：斯诺心心念念的老友，其实叫董健吾。 这名字让毛泽东愣了片刻。调查材料一页页翻来，熟悉的线索突然串联：瓦窑堡时出面联络国共的那位密使、上海中共中央特科里陈赓最信任的“红牧师”、曾经收留毛岸英兄弟的人，竟然都是董健吾。毛泽东轻叹：“这人怪得很，却是真功臣。”于是，他对陈赓下令：“赶紧把他请回来。” 谁能想到，眼下这位住在上海弄堂里给街坊推拿糊口的八旬老人，曾三次改写中共隐蔽战线的命运。时间若拨回到1890年，他还只是青浦董家的牧师少爷。圣约翰大学的神学院毕业，让他拥有“神职”这一最天然的合法身份。借此，他在租界、警署、商会、青帮间穿梭，既讲《圣经》也聊时局，宋子文、顾维钧这些风云人物都跟他点头称兄。 1927年国共分裂，宋子文亲自驱车上门游说，希望他到蒋介石麾下效力。董健吾笑着推托，随后悄悄坐火车去了西安。表面是赴圣公会教堂布道，实际上在地下党员浦化人的引荐下，与冯玉祥、李德全结识。在冯部，他一手拿十字架，一手散播革命火种，伙食堂、军官夜校、礼拜堂里都能听见他谈“新中国”的模糊雏形。士兵们背地里称他“红牧师”，蒋介石暗线却将他的名字列进了黑名单。 身份暴露后，董健吾借冯玉祥安排，辗转回沪。陈赓早听说他既懂洋文又混得开，立即吸纳进中央特科。1929年秋，叛徒白鑫横行上海滩。董健吾利用神父的名片出入舞厅、酒吧，硬是摸清白鑫出没的和合坊。那晚，特科“红队”一举击毙白鑫，陈赓拍拍他的肩：“教堂钟响，也能配合枪声。” 上海烽火最烈时，一桩私事落到了他的肩头。1930年，杨开慧牺牲，毛岸英兄弟需要隐秘安置。周恩来将孩子送到大同幼稚园，园长正是董健吾。白色恐怖扫荡幼稚园，董健吾身份再度暴露，被迫躲到霞飞路古玩店楼上。街口追兵的汽笛声里，他让妻子四处打听孩子下落，终于把两个骨瘦如柴的男孩接回家。 岳母嫌麻烦，他只得把兄弟俩托付给前妻黄慧英，并嘱咐：“他们叫杨永福、杨永寿，千万别问。”日子艰难，孩子们卖报、挨打、饿肚子。毛岸青因为巡捕的一记耳光，脑袋撞地昏迷，从此落下神志障碍。董健吾却无法久留——1932年，组织调他去江西，再往陕北，联系苏区与上海地下交通。别离时，他摸摸毛岸英肩膀：“再苦别丢了骨气。” 1936年初夏，宋庆龄托他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到延安。两人在西安十字路口碰头，对暗号“红苹果”后，董健吾带斯诺换装、夜行，避开层层封锁。斯诺后来写道：“那位华人牧师用圣徒的镇定掩护着战士的胆略。”而董健吾只淡淡回一句：“我不过是送信的人。” 同年，他抵达瓦窑堡，向林伯渠汇报：“毛主席的孩子在我上海的家中。”林伯渠握住他的手，连说三次“谢谢同志”。可战火未息，孩童无法北上，董健吾只得再次南下。此后数年，他跟潘汉年并肩，组织情报、掩护干部，被誉为“地下交通线上的活地图”。 新中国成立，他本该高调现身，却误陷“潘汉年案”。1951年被捕，六年后无罪释放，带着一身旧伤在青浦开小诊所。对外，他自称退役牧师，偶尔给乡邻讲几句英文福音，没人知道他曾在黎明之前扛过多少危险。 直到斯诺再访北京，提起“王牧师”那一刻，历史齿轮突然反转。毛泽东批示飞至上海，陈赓亲自登门。巷口，陈赓抬手敬礼：“董先生，党中央请您回城。”董健吾笑了，拄着拐杖仍站得笔挺：“组织没忘我，我就还能发光。” 1961年春，他被任命为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偶尔为年轻干部讲述隐蔽战线往事。谈起毛岸英，他只说一句：“那孩子比我高、走路比风快。”1970年12月12日深夜，董健吾病逝，桌上摊着一本英文圣经，夹页是毛岸英1950年寄来的那封信，字迹已泛黄。 有人统计过，他在生死边缘救过多少“同志”与“朋友”，答案没人能说准。可那年深冬，总理悄悄吩咐有关部门：“他的一生，不写传奇，也自成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