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年杜聿明夫人住院，沈醉陪床照顾，医生询问是谁：他是我表弟 “表姐，您再坚持一会儿，护士马上回来。”——1965年2月的深夜，北京协和医院的病房里，沈醉小声安慰病榻上的杜夫人。护士推门而入，见这位戴着黑框眼镜的中年男子忙前忙后，好奇地问：“您与病人是什么关系？”杜夫人笑着替他答：“他是我表弟。”一句轻描淡写的话，让在场的年轻医生都愣住了：面前这位“表弟”，竟是当年军统王牌沈醉。 很多人不知道，为这声“表弟”铺垫的，是八年磕磕绊绊的相处。要说缘分，还得从1957年春天讲起。那时，沈醉刚从重庆战犯管理所押解到北京功德林，第一顿早饭后便听到隔墙传来熟悉的四川腔，他循声走进隔壁，竟看见杜聿明整个人陷在一副巨大的石膏模具里。两人此前交情浅得很，只在抗战后期和北平医院匆匆打过照面，可眼前景象让沈醉又惊又疑——他曾以为杜聿明早在徐蚌会战后阵亡，如今居然活着，还被细心医治。 这副石膏模具的来历，成了兄弟情义的开篇。杜聿明告诉沈醉：“共产党给我量身订做的，矫正脊椎，已经三年。”说话时，他神情坦然，却让沈醉心里五味杂陈——昔日对蒋介石忠心不二的杜上将，如今把“共产党”三个字挂在嘴边，显然心境已变。沈醉暗自对比，感到自己的思想还停在旧日军统的阴影里。就这样，他把杜聿明当成“进度标尺”，俩人时常一起看报、写心得，杜聿明遇到新观点总说“老弟，你也来瞧瞧”，学术味里带点兵营的直率。 两年后，最高人民法院公示特赦第一批战犯，杜聿明榜上有名。沈醉虽然心里发酸，却被杜的一句话点醒：“既然有第一批，肯定还有第二批。”事实果然如此——1960年秋，沈醉也走出功德林。那天杜聿明特意守在大门口，拍着沈醉的臂膀笑道：“表弟，终于熬出头！” 特赦后，两家被安置在东四箭厂胡同的同一座四合院。北京冬天干冷，围炉聊天就成了消遣。杜聿明谈起云南夺权、东北用兵，讲到兴起时常自嘲：“哎，若是当年听了毛主席电报，哪还有咱俩今天烤火？”沈醉不时插句俏皮话，气氛暖洋洋。口语化的互动拉近了距离，连院子里的孩子都把杜叫作“杜伯伯”。 友情真正升温，发生在1961年夏天。沈醉收到妻子从长沙捎来的信，提到小女儿暑假可来北京相聚。十多年生死未卜，如今得见，沈醉激动得一夜无眠。杜聿明递过半包“红塔山”，说：“先别光顾感慨，赶紧给孩子做件衣裳，一到站好认。”沈醉捉襟见肘，杜聿明索性把自家棉布拿来，又帮他量尺寸裁剪。两周后，小姑娘一身蓝白条纹上衣走下火车，一眼就与父亲相认。第二天，沈醉领着女儿去拜访杜聿明，小姑娘翻开《毛泽东选集》里夹的纸条，稚声质问：“杜伯伯，毛主席让您投降，您为什么不听？”话音落地，沈醉冷汗直冒。杜聿明却仰头大笑：“孩子说得对，那时候我倔得很。现在呢？我可最听话。”一句幽默，化解尴尬，也让沈醉暗暗佩服杜的胸襟。 1965年1月，杜夫人因误服降压药剂量过大被紧急送医。杜聿明年过六旬，心脏不好，夜里守床几趟便气喘吁吁。沈醉主动请缨：“晚上我来，你白天顶班。”就这样，医生见到的才有了那位“表弟”。在病房里，沈醉一面倒水喂药，一面把报纸上关于三线建设的消息读给杜夫人听。老人家病中心情焦躁，听得久了也跟着点评：“国家忙着修路架桥，我们可得快点好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北京不少人仍对“特赦战犯”心存疑虑。沈醉深夜往返医院，有出租车司机认出他是原军统要员，索性一路搭讪：“沈先生，你们真改好了？”沈醉推开车门，一句“您看我今晚做的事就知道”留在风里，既是回答，也是自省。 1969年，国家文史馆成立专题组，邀请两位老兵梳理抗战与解放战争史料。杜聿明擅长兵棋推演，沈醉熟门熟路于情报档案，他们对照过去的命令电文，用红蓝铅笔标注攻守态势。有人说，这插在书页间的彩线，就是一道时代分割线——越过它，才算真正与旧我诀别。 转眼进入七十年代，杜聿明肾病加重，需要长期透析。沈醉来医院陪聊，杜常念叨的却是另一件事：“海峡那边的老同事，什么时候能回来走走？”1979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两人签名递交《关于尽快实现两岸通邮通航的建议》，篇幅不长，却凝聚了他们多年酝酿的心愿。 1980年春，沈醉获准赴港探亲。临行前，他照例去同仁医院看望杜聿明。那天杜精神不错，仍补了一句叮咛：“你第一个出去，别给组织丢脸，别给老友丢脸。”然而，当沈醉结束探亲返回北京，冰冷的病房已空。挂号单上的日期停在6月20日，病因：肾衰竭。消息来得太猛，沈醉胸口发闷，一手撑墙才站稳。他顾不得撕下行李标签，伏在走廊的长椅上，低声重复：“表姐还好吗？” 杜聿明走后，沈醉手里仍握着一份未寄出的稿件——那封《祖国统一大业，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完成》的公开信。原计划两人联署，如今只能落款单独署名。沈醉还是郑重写下：“谨以此信，纪念故人杜聿明将军。”信发表后，收到不少回音。有人感动于昔日对手化敌为友，有人惊叹于国家政策的包容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