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宋时轮开着吉普车，误打误撞闯入国军阵地，被国军一个营包围，谁知国军营长却小声说道：“报告司令员、报告政委，我是中共地下党员王世江，是受党组织派遣到敌人内部做策反工作的，从现在开始我的一切行动听司令员、政委指挥，” 1948年，国共内战打得正火热，淮海战役已经箭在弦上，这场仗直接决定了中国的未来。宋时轮那会儿是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的司令员，带着部队负责突破国军的防线。这家伙不是新手，从长征到抗日战争，他都扛过来了，经验老道得很。可淮海战役这任务太重，他得亲自盯着，确保不出岔子。 另一边，王世江是国军第三绥靖区77军37师111团3营的少校营长，表面上看是国民党的人，其实是中共派去潜伏的地下党员。这种活儿不好干，十年了，天天得装模作样，还得随时准备暴露的风险。他在国军里混得还不错，但真正的目标是给解放军帮忙，策反敌人，传递情报。这俩人，一个明面上的将领，一个暗地里的卧底，就这么撞上了。 那天晚上，11月7日，宋时轮跟政委刘培善刚开完会，决定去前线看看地形。吉普车是老款，路也不好走，夜里又黑又冷，能见度差得要命。本来是要去沙沟，结果向导口音重，把“沙沟”说成了“韩庄”，车就开错了方向，直接进了国军控制的韩庄村。 刚到村口，枪声就响了，子弹差点打中车。国军士兵冲上来，把吉普车围得水泄不通，大喊着让车里的人下来。宋时轮知道这下麻烦大了，他是高级将领，身份要是漏了，不光自己完蛋，整个作战计划都可能泡汤。他下车后尽量稳住场面，可心里清楚，情况凶多吉少。 关键时刻，王世江出现了。这位营长一看车里的人，估计心里就有了数。他走到宋时轮跟前，装作问话的样子，实际上压低声音报了身份，说自己是中共地下党员，愿意听指挥。宋时轮反应也快，马上确认了自己是谁，还说情况紧急，得赶紧撤。王世江二话不说，转身就跟士兵喊，说这是自己人，执行任务的，放行。士兵们有点懵，但也没敢多问，吉普车就这样开走了。 宋时轮脱险后，王世江没闲着，回去继续干他的潜伏工作。第二天，也就是11月8日，国军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官何基沣和张克侠带着2.3万多人，在贾汪、台儿庄一带起义，直接投奔了解放军。这事儿可不小，国军的防线一下子破了个大口子，解放军趁机往前推，占了上风。王世江在这中间肯定出了力，他跟其他地下党员配合，把策反工作干得漂亮。 淮海战役打到1949年1月10日才结束，解放军60万人对上国军80万，最后歼敌55.5万多，解放了大片地区，为后来渡江打下了基础。宋时轮的十纵在战役里表现硬气，敌人一听“排炮不动，必是十纵”，就知道不好惹。战役后，他还带队去了朝鲜，打了长津湖战役，1955年拿了上将军衔，后来还当过军事科学院院长，挺牛的一个人。王世江的事儿史料里提得少，但他那晚的表现，绝对是帮了大忙。 宋时轮后来回忆这事儿，觉得挺传奇。他1991年在上海去世，84岁，儿子宋崇实说，老爷子晚年老提这茬，可见印象有多深。王世江的下落不太清楚，估计战后也没啥大张旗鼓的宣传。他家人说，那晚是他最难忘的经历。作为地下党员，他干的活儿风险高、回报低，但没这些人，胜利哪那么容易。 这场仗里，像王世江这样的无名英雄多得是。他们没啥名气，可作用不小。宋时轮是明面上的主角，王世江是暗处的功臣，俩人撞一块儿，愣是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战争这东西，表面上是枪炮，背后全是人心。 王世江这种地下党员，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十年潜伏，天天跟敌人混，还得装得像模像样，心理素质得多强啊。淮海战役能赢，不光是解放军打得好，地下工作也起了大作用。国军那边看着人多势众，其实早被渗透得千疮百孔了。王世江那晚要是没站出来，宋时轮可能就回不来，战局说不定就变了样。 这事儿还让人想到，战争不只是前线的硬拼，后方的策反、情报一样关键。解放军60万打赢80万，靠的就是这种内外夹击。宋时轮是运气好，碰上了王世江，可这运气背后，是中共多少年的布局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