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索马里向我国付了一半定金，购买了24架歼6战斗机，哪知道，战斗机交货后，索马里却拒绝付尾款。中国代表十分气愤，6次去追债都没有追回来，最后，一个小伙子想了一个妙招追回了货款。 20世纪70年代末，非洲之角的局势异常紧张。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因欧加登地区的领土争端爆发战争。这场冲突始于1977年，索马里总统西亚德·巴雷试图通过军事手段夺回这一富饶地区。然而，战争并未如索马里所愿顺利推进。1977年，苏联转而支持埃塞俄比亚，导致索马里失去了重要的军事援助来源。 中国此时正寻求扩大在非洲的影响力。作为一个新兴的军火出口国，中国生产的歼6战斗机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选择。歼6是中国基于苏联米格-19研制的单座双发超音速战斗机，性能稳定且价格相对低廉，非常适合像索马里这样的国家。1979年初，中索两国通过外交渠道达成交易：索马里以现金支付一半定金，购买24架歼6战斗机，剩余款项在交付时结清。 1979年夏，中国按约定完成了24架歼6战斗机的生产。这些战机经过严格测试后，通过货轮运往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的港口。随船抵达的技术人员协助索马里军方完成组装和试飞，确保每架战机达到作战标准。索马里空军迅速将这些战机编入序列，试图在欧加登战争中扭转劣势。 交付过程顺利，索马里方面对战机的性能表示满意。然而，当中国催促支付剩余款项时，问题出现了。索马里财政部官员明确表示，由于国内经济困难，无法支付尾款。欧加登战争耗尽了索马里的国库，外汇储备几近枯竭。此外，与苏联断交后，索马里失去了外部援助，经济陷入混乱。巴雷政府优先考虑国内稳定和军费开支，将这笔债务搁置一边。 中国方面对此反应强烈。这笔款项对当时的外汇收入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国内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外交部迅速采取行动，要求索马里履行合同义务，但得到的答复始终是拖延和推诿。 从1979年底到1981年，中国先后派出六次代表团前往索马里追讨欠款。这些代表团由外交官和经济专家组成，试图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然而，每次交涉的结果都令人失望。索马里官员反复强调战争导致的财政危机，表示短期内无力偿还。他们甚至提出延期支付，但没有给出具体计划。 第一次访问时，中国代表团提出分期付款方案，索马里表示需要内部讨论，却迟迟没有答复。第二次访问时，索马里财政部长承认资金被挪用于战争开支，请求中国理解其困境。随后的几次谈判中，索马里官员的态度逐渐敷衍，甚至以国内政局不稳为由减少会面时间。到第六次访问时，代表团发现索马里政府内部已出现严重分歧，反对派势力抬头，巴雷的控制力正在减弱。每次空手而归都让中国团队倍感挫败，外交关系也因此蒙上阴影。 追债的困难不仅源于索马里的经济问题，還与当地的政治动荡密切相关。巴雷政府面临内外压力，财政资源优先用于镇压反对派和维持军队，国际债务被置于次要位置。中国曾考虑通过国际仲裁解决问题，但考虑到时间成本和执行难度，最终放弃了这一选项。 1981年，一名年轻的外交随员在随团访问索马里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他注意到索马里拥有超过3000公里的海岸线，海洋资源极为丰富，尤其是金枪鱼、沙丁鱼等高价值鱼类。然而，由于技术落后和缺乏资金，索马里的渔业开发几乎为零。他提议，既然索马里无法支付现金，何不以渔业资源抵偿债务？中国可以派遣渔船到索马里海域捕捞，所得收益用于抵扣欠款。 这个想法最初并未被团队完全接受。渔业资源作为债务偿还方式并不常见，且涉及复杂的物流和收益评估。但经过讨论，代表团意识到这可能是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索马里海域的渔业潜力确实巨大，而中国拥有先进的捕捞技术和市场需求，能够将这一资源转化为实际收益。 在随后的一次谈判中，中国代表正式提出这一方案。索马里官员对此感到意外，但也表现出兴趣。经过多轮磋商，双方于1983年达成协议：中国获得索马里部分海域的捕捞权，为期10年，捕捞收益直接抵扣债务余额。此外，中国承诺提供技术支持，帮助索马里发展本地渔业。这一协议不仅解决了债务问题，还为双方开辟了新的合作领域。 1984年，中国渔船队开始在索马里海域作业。这些现代化渔船配备冷藏和加工设备，大幅提高了捕捞效率。金枪鱼等鱼类被运往国际市场销售，收益逐步抵扣了索马里的债务。同时，中国专家协助索马里培训渔民，改善捕捞技术，推动了沿海地区的经济活动。 然而，这项合作并未持续太久。1980年代末，索马里政局急剧恶化。1991年，巴雷政权倒台，内战全面爆发，安全形势崩溃。中国渔船被迫撤离，债务回收计划中断。尽管如此，这段经历为中国积累了宝贵经验，证明了资源换债务的可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