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戴笠肃奸时，把大汉奸潘三省抓了，关到环境最差的一所监狱。唐生明与潘是老相识，就去探监，潘见到他时，哭着说：“帮我替戴老板求求情吧！不然我会死的。” 抗战胜利后，戴笠抢到了全国的肃奸大权，在上海短短三个月，就抓捕了四千多人，其中就包括潘三省。 提到潘三省，戴笠心中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此人是个赌徒，他除了自己赌，还开赌场，让别人也来赌，一旦踏入他的赌场，就如同陷入了无尽深渊，不知道有多少人输得倾家荡产。 而且此人关系网还特别广，在上海，他与杜月笙、黄金荣等青帮大佬关系都很好。在这些人的庇护下，他的赌场做得比三大亨还要好，人气旺得很。 上海沦陷后，跟着张啸林去巴结日本人，结交汉奸李士群，伪军看他挺识相，于是就让他继续经营在上海的赌场，当然赚得钱也得分一分给大家。 后来在李士群的活动下，他还得到了一份伪职，在上海搞一些管控物资的事儿，他的赌场在日伪的庇护下，也逐渐成为了各方势力交织汇聚的场所。 1940年，张啸林被枪杀，潘三省吓得不轻，开始暗中为自己留条后路。当时，戴笠恰好想让唐生明打入汪伪，其中便有潘的帮助。 潘早知唐是假投降，不但不揭穿，还处处为他提供方便。 比如，军统遭汪伪重创时，唐生明的身份差点暴露，潘在李士群等汪伪大员面前，不断为他开脱，并通过各种关系阻挠对唐生明的调查，导致汪伪难以获取相关证据。 此外，他还暗中帮助唐生明搭建了一些秘密联络点，让唐的情报顺利传递出去。 所以，抗战胜利后，潘自认自己对军统有功，不会被抓，没想到，戴笠第一批就将他抓了，这是令他没有想到的。 更狠的是，戴笠将他押解到南京，还关进了环境最差的监狱。一所监狱住着数百人，但只能共用一个厕所，囚犯想上厕所，要提前两小时打报告，晚上小解用的夜壶，第二天就成刷牙杯，囚犯们承受着来自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 潘三省生于富裕之家，一路走来也没受过什么罪，如何吃得这监狱之苦，活着生不如死，死又舍不得这人世间，他始终认为事情还有转圜的余地。 他的第一个救世主便是唐生明，唐听说潘三省被戴笠抓了，本着当年的恩情，便到监狱去探望他，一见面，潘就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上了，他对唐生明说： “我帮了军统不少忙，戴老板为何非置我于死地？” 唐也不好说什么，只是安慰他说：“老潘啊，你也知道，肃奸这事，现在全国上下都在盯着，你在汪伪任过职，这汉奸帽子不好摘呀。” 潘马上就为自己辩解道：“我那不是也没办法吗？局势所逼呀！再说我给军统帮了那么多忙，怎么就说无罪可恕呢？” 唐叹口气说：“我知道你帮过军统，不过现在要抓典型，总得给国人一个明确的交代！” 潘绝望地说：“那我就没救了吗？你帮我替戴老板求求情吧！不然我马上就会死在这监狱的。你看看我这脚上还带着脚镣呢！” 唐生明只好委婉地答应了，但说情归说情，戴笠给不给面子，那是另一说。 唐去找了戴笠，为潘说了一些好话，说了他的一些所谓的功劳，戴笠气愤地说：“他以为就凭他那点‘功劳’就能逃脱罪责，他怎么不说他在汪伪干得那些‘好事’，哪一条不是死罪!不杀他，如何平民愤？” 唐也不好再多说，只说能不能考虑一下他的功劳，从轻发落，戴笠说考虑一下。 其实戴笠咬着潘三省不放，除了他开赌场祸害国人，卖国求荣，其实还有三个原因： 其一，他与潘有私仇，戴笠早年去上海“打流”时，曾去过潘的赌场，结果遭了潘的羞辱，这令他心生忌恨，抓潘有报仇的意味。 其二，潘三省在上海开赌场赚了不少钱，置办了巨额财产，戴笠对他的财富太感兴趣了。 其三，潘三省这人没什么后台，抓他确实也可以当典型，以泄国人怒气。 不过经唐生明从中说情，戴笠还是给了唐面子，提高了潘在监狱的待遇，不再那么苛刻的对待他了，取了他的脚镣，但潘想要自由，那是不可能的。 但遗憾的是，戴笠在1946年死于空难，之后潘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还真的逃脱了，这就得益的第二个贵人了。 戴笠死后，毛人凤接管了军统，毛与潘没有什么仇恨，但一样对潘的钱财也感兴趣。他将钱财留下，最终释放了潘三省。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潘获得了自由，出狱后也成了一个穷光蛋。 为了有个容身之处，他拉下脸面去找了前妻王吉，因为他们离婚时，他曾给了王一大笔钱，他希望看在钱的份上，王能收留他，结果王吉早另有新欢，眼里哪还容得下一个穷光蛋呢！ 后来在友人的帮助下，他辗转去了香港。 好在香港还有一些他之前的小喽啰，潘平时的日常开支都由他们供给。他自己还写起了回忆录，靠出卖过去的人生经历获取一些报酬。 不过人做恶太多，老天也不会放过他，后来他中风了，常年卧床，但在病床上，他也没有忘记当年自己在上海的风光岁月，只要有人来探望他，他就会滔滔不绝地说上半天。 潘三省最后穷困潦倒病逝于香港，死后葬于香港太平山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