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的山东乐陵，街头人来人往，谁也没料到，一个看似弱小的“小男孩”，正一步

1939年的山东乐陵，街头人来人往，谁也没料到，一个看似弱小的“小男孩”，正一步步靠近目标。他个头只有一米二，衣服宽大，动作迟缓。走近那位日军军官时，他忽然停下，朝对方鞠了一躬。就在那一瞬，他腰间的枪出鞘，两个动作之间连空气都没反应过来，茨谷五雄已经倒地，鲜血染透街头。 谁都以为这是偶然。没人会相信，一个孩子能在光天化日下，一枪毙命日本宪兵司令，还能从密布的日伪岗哨中逃脱无痕。可他不是普通孩子。这个“孩子”，叫李安甫，年仅十四，已经是八路军幼年武工队的侦察兵。 李安甫出生于1925年，家在山东乐陵。他身体瘦弱，幼年患病导致发育受阻，一直只有七八岁孩童的模样。但这副身板却藏着惊人的爆发力。他从小跟着村里的武馆练功，飞镖、短刀、气枪样样不落，特别是射击，几乎从没脱靶。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跟随父亲参加八路军，被安排进入少年武工队。那些年，八路军打的是游击战，靠的是地形熟、脑子快、胆子大。李安甫不光个小灵巧，更重要的是沉得住气，出任务从不慌乱。连长看中他这份稳，派他做侦察、送情报，还让他练习如何近距离击杀目标。 到1938年，他已经不是跟着混的“娃娃兵”，而是名副其实的独立战斗队员。他执行过好几次打击汉奸、破坏电台的任务，还在一次突袭中击毙过伪军头目。这让他成了日伪军眼中“会藏在阴影里的杀手”。 这年冬天，日军在乐陵设立宪兵司令部，派来了茨谷五雄担任司令。茨谷在当地作威作福，搞抓捕、设据点、烧村子，手段凶残。地下党情报说他几次指使特高课绑架群众，还计划清剿八路军联络点。决策层一致认为，此人不除，群众安全难保。 于是刺杀方案提上议程。 起初，领导考虑的是狙击或爆破，但都风险太高。最后拍板：由李安甫伪装成学生，接近目标。人选一出，无人异议。 李安甫接受了这次任务。他花了几天时间在城里踩点，记录茨谷的出行路线、警卫配置，还模拟了多种突发应变方式。任务前夜，他把自己剃成学生模样，身穿旧布衣，怀里藏着一支小口径手枪，只装两颗子弹。 1939年某个早晨，茨谷在街上巡逻，身边只跟着两个宪兵。李安甫迎面走来，面带惊惧，装出被吓到的样子鞠了一躬。茨谷一笑，伸手要摸他头，就在那一瞬间，李安甫反手拔枪，枪口贴近心口，连续两枪干净利落，茨谷应声倒地。 两个宪兵惊叫着扑过来，但李安甫早就钻进胡同，拐了几条路，翻墙入巷，一头扎进事先安排好的藏身地。整个过程，不到两分钟。 刺杀成功震动了整个日军系统。他们封锁现场，挨家排查，可没人想到凶手是个孩子。李安甫几天后才脱离藏点，回到根据地。组织派人把他送往更深的后方，参与更重要的任务。 他并没有就此退下。接下来的几年，他又刺杀了数名汉奸与日军军官，每一次都计划周密、执行果断。他因战功显赫，被称为“活飞刀”“小阎王”。他并不自满，反而愈发低调。每一次任务，他都先做两套方案，准备好退出路线与备用枪械。他说：“命是组织给的，不能交代在失误上。” 战争结束后，他转战南下，又打了几场硬仗。在一次遭遇战中，他耳膜被震破，右耳失聪，后来又因弹片致右眼失明，但他依然坚持作战，未曾请退。直到身体实在撑不住，他才调入后勤系统，协助训练新兵、传授战场经验。 几十年后，他早已不是那个少年。他的身高没变，背却弯了。他常说：“我小，但子弹不小。” 2019年6月，他被邀请到升旗仪式现场，亲眼见证五星红旗升起。他坐在轮椅上，全场起立向他致敬。他没说话，只是轻轻敬了个礼，眼角湿了。他从不后悔那年冬天的两枪，也从不后悔每一次把自己推向生死边缘的任务。 他的故事没被写进多少教科书，却在战友口中传了又传。他不是传奇，他只是战争中千万个普通战士之一，只是刚好个头小，胆子大，枪法准。 也许那天街头茨谷的死并未改变战争走向，但它让很多人明白：哪怕最不起眼的孩子，也能成为打破暴政的利器。他站在世界最残酷的火线上，证明了什么叫决心，也什么叫中国人的骨气。那一年，他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