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利福尼亚州的无家可归学生人数有所上升，有些人认为这是好事]
（美联社）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克恩县，统计无家可归学生的第一条规则是不要说“无家可归”这个词。
相反，学校工作人员会使用诸如“住房不稳定”或“家庭处于过渡期”之类的表述。这种方法似乎奏效了：更多家庭愿意向子女所在学校透露自己的住房状况，这意味着更多学生能够获得相关服务。
“‘无家可归’这个词带有很大的污名，”克恩县教育办公室无家可归和寄养青年服务主任柯特·威廉姆斯说，“当你去掉这个词，一切都会改变。”
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更好的识别方法，克恩县去年无家可归学生人数增长了10%，达到7200人。这些学生获得了往返学校的交通服务、免费学习用品、辅导以及其他帮助他们留在学校的服务。就本次数据而言，无家可归的定义比该州的时点统计更为宽泛。
这种趋势在全州范围内都有所体现。在上个月公布的最新州入学数据中，加利福尼亚州有230443名无家可归学生，比前一年增长了9.3%。其中部分增长是由于该州持续存在的住房短缺问题，但大多数增长是因为识别方法的改进，倡导者和学校官员表示。
无家可归的学生在学业上面临诸多障碍。他们的纪律处分率和缺勤率更高，学业成绩也更差。去年，只有16%的无家可归学生达到了该州的数学标准，这是任何学生群体中最低的分数之一。
“学校无法解决无家可归问题，但它们可以确保学生在课堂上安全，并获得摆脱无家可归所需的教育，”全国无家可归青年倡导组织Schoolhouse Connection的执行主任芭芭拉·达菲尔德说，“这始于识别无家可归的儿童。”
——统计无家可归学生的挑战
根据联邦麦金尼-文托法案，学校在整个学年都有义务统计无家可归学生，并确保他们获得服务。无家可归的学生也有权即使搬家也能继续在原学校就读。
多年来，学校一直难以识别无家可归的学生。根据州法律，学校必须在学年开始时分发表格，询问家庭的居住地点——是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还是住在汽车旅馆、与其他家庭合住、住在收容所、汽车或户外。
有些学校在收集表格或向家庭解释重要性方面不够认真。通常，无家可归的家庭不愿意提交表格，因为他们担心学校可能会联系儿童福利机构。移民家庭有时担心学校可能会通知移民当局。还有一些家庭没有意识到与另一个家庭合住——这是无家可归家庭中最常见的居住情况——在麦金尼-文托法案下，至少从技术上讲，被定义为无家可归。
2021年，来自圣费尔南多谷阿莱塔的民主党前议员卢兹·里瓦斯提出了一项法案，试图解决这一问题。该法案要求学校对所有与学生打交道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从校车司机到食堂工作人员再到教师——让他们了解如何识别无家可归的潜在迹象。这可能包括频繁搬家或不回复学校通信的家庭。
该法案似乎有所帮助。去年，该州识别出的无家可归学生比前一年多了21000人，尽管总体入学人数有所下降。
然而，研究人员表示，这可能仍然是一个低估的数字。根据国家无家可归教育中心的数据，实际无家可归学生人数可能在符合免费或减价午餐条件的学生中占5%到10%。在加利福尼亚州，这意味着可能有多达138713名学生未被统计。
——资金涌入
识别无家可归学生的另一个推动力来自美国救援计划，这是联邦政府的新冠纾困方案。该计划包括8亿美元，用于学校聘请辅导员或培训现有员工，以帮助无家可归的学生。加利福尼亚州的几乎所有学校都获得了一些资金。
通过麦金尼-文托法案，加利福尼亚州约有120个学区获得了拨款资金。去年，该法案在加利福尼亚州分发了约1590万美元，用于支付往返学校的交通、背包、员工和其他服务的费用。学区是通过竞争方式选出的；并非所有申请的学区都能获得资金。
但这些资金来源正在枯竭。大多数疫情纾困资金已经花完，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最近批准的预算中没有包括2026-2027年的麦金尼-文托资金。
这些削减正值倡导者预计未来几年无家可归家庭数量将大幅增加之时，部分原因是国家政策变化。共和党的预算提案包括削减医疗补助、食品援助和其他旨在帮助低收入家庭的项目，而移民打击让数千个家庭害怕寻求援助。对于那些预算紧张的家庭来说，这些削减可能导致住房的丧失。
在加利福尼亚州，经济适用房的短缺仍然是低收入家庭的一大障碍。即使是传统上对家庭来说较为便宜的克恩县，随着越来越多的居民从洛杉矶搬来，住房成本也大幅上升。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育学教授、最近一份关于全国无家可归学生的报告的合著者约瑟夫·比绍普表示，政府资金的流失将对无家可归的学生造成毁灭性打击。
“加利福尼亚州是无家可归学生危机的中心，我们需要有针对性的、专门的支持，”比绍普说，“人们现在应该极度担忧。这些孩子将获得他们需要和应得的教育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