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到了谈判桌，印度才发现自己是弱小的，而不是“大国”。 2025年6月30日的谈判，印度外长提出的农业和乳制品两条红线，在美国的强势态度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这种局面并非偶然，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的集中爆发。 印度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产业竞争力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制药等少数领域，而这些领域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极高。 2024年，印度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457亿美元，但这种顺差主要来自服务贸易，尤其是软件出口占印度服务出口的47%，其中近70%流向美国。 然而，在商品贸易领域，印度的劣势就很明显,美国是印度最大的商品进口来源国，2024年双边货物贸易额达1290亿美元，印度对美出口的商品中，电子产品、珠宝、医药产品占比超过50%，而这些产品恰恰是美国加征关税的重点对象。 例如，美国对印度钢铁和铝产品加征25%的关税，直接影响印度76亿美元的出口，而印度对美电子产品出口预计将因关税下降12%，损失17.8亿美元，这种贸易结构使得印度在谈判中缺乏对等的筹码，只能被动应对美国的要求。 在国际的话语权也很重要，印度虽然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但在实际操作中，美国往往以“国家安全”为由规避国际规则。 例如，美国对钢铝产品加征关税时，声称这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拒绝将其视为WTO框架下的“保障措施”，导致印度的反制措施难以奏效。 2025年5月，印度向WTO提交申诉，计划对美国农产品和化工品加征关税，但分析人士指出，这种反制的实质影响有限，因为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径本身就是对世贸规则的无视。 此外，美国在谈判中要求印度改变国内政策，如电子商务法、数据本地化规定等，这些要求超出了传统贸易谈判的范畴，进一步削弱了印度的谈判地位。 国内政治因素也制约了印度的谈判空间，印度政府在农业和乳制品领域的强硬立场，表面上是保护农民利益，实际上反映了国内政治的复杂。 印度农民占总人口的40%以上，是重要的选民群体，2025年4月，美国副总统万斯访印期间，全印度农民协会发起抗议，反对可能损害农民利益的贸易协议，这种压力迫使印度政府在谈判中不敢轻易让步，即使明知农业关税过高会影响整体贸易协定的达成。 例如，印度对美国大米征收70%-80%的关税，对乳制品征收30%-60%的关税，而美国要求印度大幅降低这些税率，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成为谈判的主要障碍。 此外，印度国内的劳动法和土地法改革进展缓慢，制约了制造业的发展，进一步削弱了其在国际谈判中的底气。 从历史谈判案例来看，印度的弱势地位并非首次出现。2019年，美印曾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印度希望恢复普惠制待遇，但美国要求印度在农产品、医疗设备等领域大幅降低关税，最终谈判破裂。 2025年，印度再次尝试与美国达成协议，提出在钢铁、汽车零部件和药品领域实施“零关税互免”，但美国要求印度同时开放农业市场，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这种反复的失败表明，印度在关键领域的妥协空间有限，而美国的要价却不断提高，导致双方难以达成平衡。 在能源和军购上，印度试图通过让步换取美国的关税减免，但效果有限，印度承诺进口250 亿美元的美国能源，并取消6%的数字广告税，但这些措施并未改变美国对印度加征26%关税的决定。 此外，美国虽然同意向印度出售F-35战斗机，但附加了诸多条件，如要求印度在半导体、稀土等领域加强与美国的合作，这实际上是将军事合作与贸易谈判捆绑，进一步挤压印度的自主空间。 总的来看，印度在美印关税谈判中的弱势地位，是其经济结构单一、国际规则话语权不足、国内政治制约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尽管印度试图通过局部让步和反制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但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其作为“大国”的抱负与实际谈判能力之间的差距愈发明显。这种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印度可能需要在产业升级、规则制定和国内改革等方面进行长期努力，才能真正提升其在国际谈判中的地位。
